摘要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实现了经济腾飞，但强调经济数量而忽视了经济质量，导致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矛盾、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突出，中国经济发展传统优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实现了经济腾飞，但强调经济“数量”而忽视了经济“质量”，导致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矛盾、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突出，中国经济发展传统优势在减弱，可持续发展需要根本性变革。中国能否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增长从“量”向“质”的转变。党和政府对此有着清晰认识，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明确提及“质量第一”和“质量强国”，这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质量强国
( 一) 经济发展质量的概念和内涵质量强国战略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全面提升质量水平是质量强国战略的核心。对经济质量发展问题的研究首先要界定质量发展。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对经济发展质量概念的界定主要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从投入产出角度理解经济发展质量，认为经济质量就是经济 增 长 的 效 率 ( 如 卡 马 耶 夫，1983; 康 梅，2006 等) [1][2]。这种观点对经济质量的理解比较狭隘，主要从经济效率来界定经济质量。另一种观点是从广义上来定义经济发展质量，认为经济发展质量属于一种规范性的价值判断，具有丰富的内涵( 如 Barro，2002; 刘树成，2007; 钞小静、惠康， 2011; 任 保 平，2013 等 ) [3][4][5][6]。 托 马 斯 ( 2001) 认为，经济发展质量包括人类发展、收入增长、环境可持续性三方面; Barro( 2002) 认为，经济发展质量包括经济系统自身的增长、健康、人口出生率、收入分配、政治制度、犯罪和宗教等。刘树成( 2007) 、任保平( 2013) 等人也分别定义了经济发展质量的概念和内涵，虽然内涵有所差别，但都强调经济结构的协调、制度环境的优化、经济运行效率提升以及福利分配改善等。
二) 经济发展质量测度及现状分析基于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概念和内涵理解不同，国内外学者分别定量测度了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形成了全要素生产率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两种测 度 思 路。第一种主要采用 单一指标 ( 如 TFP) 来度量经济发展质量( 如郭庆旺、贾俊雪， 2005; 何强，2014) [7][8]。1993 年之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持续下降，这一趋势直到 2000 年才有所改变( 郭庆旺、贾俊雪，2005) 。但更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曾经存在着一个基本上升的状态，但 2000 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走势显著趋缓，总体看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属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 郑京海、胡鞍钢，2004; 何强，2014) [9]。第一种思路从狭义的投入产出效率视角界定经济发展质量，但是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是没有考虑要素的长期影响，难以反映生产要素的经济效果，也不能反映资源配置状况( 郑玉歆，2007) ; 二是技术进步的部分作用被当作投入要素从产出增长率中扣除，难以反映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康梅，2006) 。第二种主要采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来衡量经济发展质量，这种思路是从广义上定义经济发展质量，并构建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定量分析，大部分研究从宏观层面进行测度( 如魏婕、任保平， 2012; 随洪光，2014; 王薇、任保平，2015) [10][11][12]，还有一些研究则基于微观层面进行测度和分析 ( 如叶初升、李慧，2014; 程虹、李清泉，2013; 程虹， 2013) 。经济增长数量和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一致性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在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不一致性突出，两者呈现失调状态( 王薇、任保平，2015) 。魏婕、任保平 ( 2012) 则通过构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QEGI) ，测度了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及其差异，并根据经济增长质量和数量将我国各省市经济增长质量分为五大类型。第二种思路应用越来越多，但由于经济发展质量的概念和内涵过于宽泛和模糊，经济发展质量缺乏判断和衡量的标准，外延界定具有较强的主观随意性，因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方法设定也存在一定随意性。
( 三)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我国宏观经济质量不高集中体现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太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完全是靠要素投入取得经济的快速发展 ( 克 鲁 格 曼， 2012) [13]。在 1983—1995 年这十几年间，中国全要素生产增长率对总产出的增长的贡献极为不显著，不是没有贡献，就是贡献度为负值( Lau and Kim，1994; Lau，2000) 。Young ( 2000 ) 、吴 延 瑞 ( 2008) 等人同样认为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显著，经济增长是比较典型的要素投入型增长方式。Cowgill( 2001) 则更加悲观地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始终为负增长。
质量监管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假冒伪劣和质量安全问题与政府管制失效不是单个企业行为所能解释的，而是企业行为、市场特征与政府管制之间互动形成的( 李新春、陈斌， 2013) [30]。质量监管存在通过有偏抽样来保护国有企业的特征，这种与所有制相关的抽样偏差包含了地方政府出于就业、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目标所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动机( 刘小鲁、李泓霖，2015) 。Broughton 和 Walker( 2010) 以及 Xiu 和 Klein( 2010) 从多部门监管和产品免检制度等角度讨论了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成因。Balzano ( 2012) 、Liu( 2010) 以及 Pei et al.( 2011) 从司法和规制等角度探讨了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中所存在的问题。由此可见，质量发展内涵十分丰富，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研究也从多个视角展开，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宏观层面，主要研究国民经济的整体质量和效益，主要基于全要素生产率或者国际竞争力来衡量; 二是中观层面，主要围绕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展开; 三是微观层面，研究围绕产品和服务质量开展。总体看，无论是宏观、中观还是微观，我国经济发展都存在很多质量问题，距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
二、财政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 一) 财政金融政策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和作用财政金融政策工具既能影响经济发展的数量又能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其中，财政政策包括政府支出、税收和补贴等，金融政策工具包括利率政策、汇率政策等。财政金融政策能够影响到产品要素价格与收入分配，影响市场各相关主体行为，进而影响到经济发展的质量。大量文献分析了财税金融政策对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理论上，财税政策对经济质量发展存在三种影响机制。
一是财税政策会影响政府行为，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质量。地方官员晋升政治激励和财政激励导致“为增长数量而竞争”，官员较短的任期最优的选择是不断地扩大经济增长的量，而非长期的经济增长的“质”，所以增长数量和质量的背离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魏婕等，2016) 。在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反周期性更强的地区，更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成长更快，转型背景下的体制性约束显著影响着反 周 期 性 财 政 行 为 的 作 用 ( 安 苑、王 珺， 2014) 。柳庆刚、姚洋( 2012) 则从地方政府竞争的角度从理论上解释了中国低消费、高储蓄经济结构失衡的原因，认为生产型地方政府会导致公共支出结构扭曲，政府会提高部门储蓄( 投资) 倾向，并通过生产性公共品补贴企业部门，进一步加大企业部门再投资倾向，最终导致低消费和高储蓄的经济结构。二是财税政策影响企业增加值的另一渠道为改变不同部门间要素的相对价格，进而影响资源再配置、促进补贴部门的要素供给( 张同斌等， 2017) 。生产补贴增加了被补贴部门的相对收益，形成劳动供给和产出增长效应( 钟春平等， 2013) 。同时，生产补贴存在结构效应，其有利于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短期增长，但不利于传统产业，从长期看，补贴导致不可持续的增长( 王宇、刘志彪，2013) 。但我国财政补贴降低了工业企业要素价格的扭曲程度，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并提高了要素投入质量( 张同斌等，2017) 。
二)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财政金融政策措施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尤其需要调整优化财政金融政策体系。在宏观制度安排、市场机制尚不成熟和完善的条件下，地方政府财政行为模式的合理化对于缓解产业结构失衡具有积极意义( 安苑、王珺， 2014) 。较高的政府质量可以使政府补贴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更加显著，使得政府可以较小的补贴强度实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目标( 徐保昌、谢建国，2015) 。中国需要改变“分钱型”财政分权策略，合理划分并强化政府支出责任，提升公共服务意识; 同时通过财政收支制度改革引导和激励政府履行公共服务提供职责，提高财政政策的工具效果( 李永友，2010) 。要推动转变政府主导的增长机制，纠偏地方政府行为，形成以市场为基本机制的经济增长质量提高机制( 魏婕等，2016) 。具体来说，政府应该履行公共服务提供职能，完善市场机制，加大增长质量方面的考核指标，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应根据财税政策的不同着力点以及作用方式制定差异化财税政策，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四个生命周期阶段( 幼稚产业、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和衰退产业) 依次采取财税扶持政策、财税促进政策、财税保护政策以及财税援助政策( 马亚静，2014) 。基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特征，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财税政策应支持发展现代农业、工业转型升级、新兴服务业和小微企业发展，鼓励资源节约利用、环境保护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张馨艺，2015) 。
应进一步完善和优化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减少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和操作科学规范性。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主要目标应该是维持合理经济增速和物价水平( 杨源源、于津平，2017) 。相比于数量规则或价格规则，中国较好的现实选择是货币政策混合规则。彭俞超、方意( 2016) 分析认为，再贷款利率、再贷款比例、存款准备金率和准备金存款利率四种结构性货币政策均有利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非对称地实施结构性货币政策、盯住产业的外部性将有助于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因此，非对称结构性货币政策相对于对称结构性货币政策更有效。总体看，许多学者都提出推进质量发展的财政金融政策措施，但一方面政策措施相对碎片化，很多只是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一个方面展开研究，尚未形成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揽子财政金融制度改革和政策体系; 另一方面，政策措施更多是原则性的框架，缺少针对性和细致的政策框架。
三、文献评论
从梳理的文献可以看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日益增多，但相对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经济发展质量以及财政金融影响经济质量发展的研究仍不足。一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概念、内涵和外延仍不够清晰，经济发展质量的界定带有较大主观性和模糊性; 二是虽然质量强国战略已经成为国家重 要 战 略，但 质 量 和 强 国 之 间 仍 然“两 层皮”，质量和强国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质量影响强国的作用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 三是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以及财政金融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的研究仍很薄弱，一方面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在主流经济学范式下仍然缺少一个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来研究经济发展质量问题，另一方面研究缺少基于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考虑，中国质量发展与其他国家有何不同，如何走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发展道路，这些都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基于此，本文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财政金融政策作为论题，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及财政金融支持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以为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财政金融政策参考。
参考文献:
[1] 卡马耶夫: 《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2] 康梅: 《投资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长因素分解与经济增长质量》，《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 年第 2 期。
[3] Barro，R. J，.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Working Papers Central Bank of Chile，No.2，2002.
[4] 刘树成: 《论又好又快发展》，《经济研究》2007 年第 6 期。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财政金融支持政策研究新进展 》来源：《学习与探索》，作者：付文飙，鲍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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