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来，随着国有大型集团陆续违约，市场对国有企业信仰受到强烈冲击，也使得地方国有企业债务问题引起市场广泛关注，国家相关部门也针对这种情况专门出台了相关文件给予规范。因此
近年来，随着国有大型集团陆续违约，市场对“国有企业信仰”受到强烈冲击，也使得地方国有企业债务问题引起市场广泛关注，国家相关部门也针对这种情况专门出台了相关文件给予规范。因此，在破除“国有企业信仰”“规模信仰”后，如何有效识别国有企业信用风险，在当下具备极强的现实意义。
1辨别真伪国有企业
信贷微观分析的起点是客户，客户分析的起点是股东。股东反映了借款人的出身情况，决定了借款人最初的身份。通常在判断借款人的企业性质时，借助的手段就是看股权结构。如果穿透来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国务院，或省、市、区国资委、人民政府、财政局、管委会等，一般就会认定借款人是央企或国有企业。那接下来对于其报表分析、担保措施就会放松要求。而现实情况是，经常会发现有些央企、国有企业背景企业股权层级较多，股权比例分散，中间往往还会嵌套信托计划持股等混淆判断。从股权结构看，确实是国有企业或央企，但其股东对人财物均不实施控制，公司治理、运营都找不到一丝股东的影子。更离谱的是，有些民营企业为了抬高身价，通过非正常手段挂靠央企国有企业，其实质仍为民营企业，只是在工商信息中拥有了国有企业身份。发现以上这类情况的企业，大多数都属于假央企、伪国有企业。所以，在股权结构识别过程中，对于和央企、国有企业主体相隔层级较多的子公司需要保持警惕。要重点关注股东对公司的资金管控模式，高管任命程序，以及股东会、董事会决策机制等。
2分析国有企业属性的强弱
即使已经确认借款人为央企或国有企业，也不能万事大吉，还要分析其国有企业属性的强弱。在发生违约的国有企业中，就出现过部分国有企业属性较弱的企业。判别国有企业属性的强弱，一是要看股东的属性，对于实际控制人是国资委的，其国有企业属性相对较强;但对于实际控制人为事业单位、国家部委，甚至为高校等情况的，其国有企业属性就相对较弱。实控人本身就不属于盈利机构，缺乏对公司的救助能力，公司一旦出现资金危机，实控人难以提供有效支持。二是要看股东的控股比例。根据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可划分为全资、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一般而言，国资持股比例越高、与国资委股权关系越近的国有企业，国资对其的支持意愿越强，支持力度越大。
3明确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根据与政府关系的紧密程度，又可以分为“政信类”和“非政信类”，明确借款人属于何种类别，对于审查方向和重点至关重要。“政信类”企业“前世今生”较为复杂，文章不再赘述，但需要强调的是，政信类企业与政府属于命运交织的共同体，对于政信类企业的审查重点主要是看当地政府的可用财力、负担债务，协调资源能力，持续发展状况。协调资源能力往往与行政级别相关，也与当地经济发展状况、上级支持有关。协调能力最大的指标象征就是融资能力。持续发展更多的依赖当地工业基础、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政府作为、投资发展等情况。其次承担融资的主体，其职能、地位、实力、负债结构也非常关键。规模越大，重要性水平越高的政信类企业与当地政府的关系更为紧密。而非政信类国有企业，其资产、负债及公司运营相对来说更为独立，公司自负盈亏，不承担政府某些职能，与政府资金往来隔离相对较强。对于这类国有企业，往往需要常规的主体审查，重点对其行业、上下游、公司治理、财务情况、投资行为等进行分析。对于“非政信类”国有企业，一旦出现还款困难，政府更倾向于市场化的解决方式。但是对于代政府执行融资职能的政信类企业而言，政府一般都会全力保全。所以，明确借款人属性，直接影响着审查方向和重点，也就影响着审批人对一个项目的决策，进而决定了项目风险的大小。但随着国家对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决心不断加大，进一步割裂政信类企业与政府的关系，逐步剥离政信类企业的融资职能，也成为政信类企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4识别资产与负债的错配
大型集团子公司众多，合并报表成为快速了解集团整体情况的捷径。但目前，大部分信贷人员在分析合并报表时所用的财务手段和分析公司单体报表并无差别，无外乎财务比率分析，对资产、负债、收入及利润的横向纵向对比分析等。没有重视合并报表的特殊性，自然也就无法识别出报表所反映出的风险信息。不同于母公司报表反映单一法人主体，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分布在不同的法人主体中，当这种分布极不均衡时，使用合并报表信息并依此决策就会极大的误导投资人。而这种分布上的不均衡，其实就是资产与负债的错配，也是国有企业发生信用风险的重要缘由。一般来说，资产与负债错配指的是时间上的错配，即“短借长用”，负债期限较短、而资产的回收期限较长。但在合并报表情境下，资产和负债的错配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即空间上的错配，资产和负债常常不均衡的分布在不同的主体上，尤其是纵向的母子公司之间。人们往往更相信母公司的信用，而天然地认为子公司不如母公司可靠。正因为通行的观念认可母公司的信用，母公司的合并报表资产、收入、利润规模更大，母公司的融资更容易、成本更低。所以在中国的集团公司尤其是国有集团公司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母公司承担了大量的负债，并将融资的资金通过股权、债权或其他形式输送给子公司，子公司形成有效经营资产，承担实际经营任务。当债权人按照等级观念而不是按经济实质评估风险，将负债堆砌在并无实际经营的控股公司层面时，一旦集团现金流紧张、发生债务危机，作为控股股东可能唯一理性的选择就是违约。2016年天津渤钢集团这样处理天津钢管的股权，同样的，2020年华晨集团这样处理华晨中国股权;河南能化也是这样处理中原银行股权的。所以，要懂得把自己的债权安排在直接产生现金流的资产上，要把钱借给实际产生价值的主体。一味地追求层级高，而不顾经济实质，天真的认为合并报表上的所有资源都可以用来偿还集团本部的负债，未来仍然难逃被违约的命运。
5关注盈利情况
经归纳违约案例特征，发现国有企业违约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持续亏损，而控股股东是否有意愿提供救助或是否有能力提供救助，成为导致国有企业最后是否构成实质性违约的决定性因素。从国有企业历史违约的事件分析，违约原因往往集中于所处行业长期不景气、报表显示持续亏损，政府或控股股东决定放弃救援，最后资金链断裂导致实质性违约。国有企业是国有资产经营者，国有企业违约将对当地金融稳定，甚至扩大到对全省的融资能力都产生一定冲击和影响，一般情况下政府或控股股东不会轻易放弃对重要国有企业的救助。但如果国有企业持续亏损，甚至资不抵债，出于救助成本和收益的综合考量，政府或控股股东无奈之下也会考虑放弃救助，进一步通过破产、重组等行为减轻国有企业债务负担。
6重视偿债压力大、发债不畅信号
部分国有企业资产规模很大，但自身造血能力不足，盈利能力较弱，偿债资金只能依赖再融资能力。因此，国有企业发生债务集中到期压力较大、发债金额骤降、发债成本急剧上升、无能力发行新债等情况，可能预示着该公司违约风险将上升。此外，短融额度占比升高也是公司存在较大风险的一个重要信号，这样一方面增大了公司滚动发债的压力，另一方面发债期限缩短可能意味着企业融资能力弱化，市场对公司资质不认可，没有能力发行长期债券。当然，短融额度占比也需要结合发行成本来看，对于一些资质较好、融资顺畅的国有企业，基于自身融资成本的需求也倾向于多发行短融产品。当然，仅仅关注以上违约企业的风险信号还远远不够，国有企业最终是否构成实质性违约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这还取决于当地政府、资金方、企业自身综合博弈的结果。国有企业往往自带光环，相比金融机构大多处于强势一方，所以金融机构一方面对其投放资金额度较大，另一方面又难以增加担保措施，一旦国有企业发生违约，会对金融机构造成较大损失。所以，在国有企业信仰已经破除的背景下，加强风险识别和控制能力，将是信贷条线人员需要长期研究的命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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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信贷风险与防控》来源：《中国市场》，作者:宿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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