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本文梳理了国内外畜禽疫病防控管理的经济学分析研究进展，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畜禽疫病防控措施的经济效果，养殖户畜禽疫病防控行为决策，政府畜禽疫病防控政策及其执行
摘要：本文梳理了国内外畜禽疫病防控管理的经济学分析研究进展，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畜禽疫病防控措施的经济效果，养殖户畜禽疫病防控行为决策，政府畜禽疫病防控政策及其执行效果评价等方面;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畜禽疫病防控行为、疫病防控措施和动物卫生管理政策选择、动物疫病发生的损失和影响分析以及关于政府关于动物疫病宏观管理的研究。相对来说，国外研究更注重从微观角度进行定量研究、案例研究，研究方法比较成熟;国内多是从经济管理的角度定性研究疫病防控宏观政策，定量研究不足或方法单一，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应用欠缺，难以深入揭示疫病防控管理的复杂问题。针对这些不足，最后提出了未来我国疫病防控管理经济研究方面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畜禽疫病,动物疫病,防控行为,动物卫生管理,经济学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对我国畜牧业发展也提出新的要求，即畜牧业发展必须大力提高效率、畜产品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长期以来，畜禽疫病一直困扰着我国畜牧业的健康发展和畜产质量安全，给人们社会生活和公共卫生也造成了隐患。当前畜牧业供给侧改革给动物疫病防控管理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
疫病防控管理与经济学密切相关，在养殖主体防控行为决策、政府防控政策及其执行、疫病防控各方利益主体的协调、防控措施选择及优化、动物疫病发生的损失及影响、疫病防控的效果评估等多个方面研究，都离不开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应用，经济学研究对于提高动物疫病防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近年来国内外关于畜禽疫病防控的经济学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有效提高我国动物疫病防控管理水平提供参考。
1国外畜禽疫病防控管理的经济学研究
国外学者对畜禽疫病防控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这些方面：畜禽疫病防控措施的经济效果研究，养殖户畜禽疫病防控行为决策研究，政府畜禽疫病防控政策、政策执行和防控效果评价等。
1.1畜禽疫病防控措施的经济效果研究
畜禽疫病防控措施会给养殖户、政府带来一定的支出，有效的畜禽疫病防控策略产生的收益应大于所投入的成本，因此，在疫病防控方面，需要对不同防控措施下的经济效果进行评价，从而选择出有效的防控策略。
在具体的经济效果评价方法上，主要是利用已有的疫病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运用数理和逻辑方法，建立经济分析模型，如BC值(Nielsenetal.1993)、MRR值(Okello-Onenetal.1995)、NPV值(Goldbachetal.2006)、TheoryofSurplusValue(Näther,LTheuvsen.2015)。Fadiga等(2012)[1]采用分区模型研究尼日利亚传播禽流感的低死亡率和高死亡率的风险情况，估计两种风险情况下采取不干预和干预措施的疾病成本和收益成本比，得出在高死亡率下的干预措施是经济的，该种方案的干预的成本是4100万美元，产生的节约成本为6370万美元，净增净利润为22.2万美元，收益成本比率估计为1.75;如果不干预，损失会达到1.45亿美元。
FeltonandEllihs(2005)用降低的死亡率、提高的繁殖率、提高的肉和牛奶的生产率作为收益来评估埃塞俄比亚牛瘟控制运动的经济影响，发现疫病控制的收益一成本比例为2.48，内部收益率为48%。Seitzinger等(2010)[2]应用总剩余理论估计了美国家畜疾病监测的经济效应，得出国家年度经济福利平均每年增加14亿美元，而联邦政府对地方病的监测预算为每年3亿美元;对外国动物疾病进行监测的生产者每年获得的收益估计为4.01亿美元，消费者每年获得1.7亿美元的额外效益，每年的总收益为5.17亿美元。
1.2养殖户畜禽疫病防控行为决策优化研究
养殖户是进行动物防疫的主体，养殖户如何做出何种的疫病防控决策对畜禽疫病防控工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最优决策的选择上。Gunn等(2005)[3]运用线性规划MOTAD分析苏格兰的奶牛的疫病风险的控制方法。以BVD(bovineviraldiarrhoea)疫病为例，MOTAD管理问题的目标是即定一个农场，在一系列的约束条件下，农场通过各种优化的经营活动使农场的最终的经济成果与平均水平的偏差最小。
GerdienvanSchaik(2001)[4]采用经济管理模型分析了养殖户采用不同的疫病防控决策对奶牛群疫病发生的影响。管理模型包括农场特点、管理措施、损失模块和净收益四个模块，通过管理模块计算出净收益，可定量得出最优的管理措施果。兽医站服务的经济价值通常用投资者获得的经济回报来衡量[5]。动物管理者对于风险的态度是：利用兽医站服务系统找到一个关键决策，使期望产出达到最大，风险降到最小。至于选择何种服务措施，完全取决于农场主对待风险的态度[6]。
1.3养殖户畜禽疫病防控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此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养殖户特征、对畜禽疫病的认知、防疫习惯、个人倾向、支出能力等方面对防疫工作的影响。GarethEnticott(2016)[7]通过典型案例定性分析，指出农民对疾病的认知水平影响着他们是否适应新西兰建立生物安全国家疫病防控计划，而认知水平受到景观和气候、农业实践和对地方依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Toma等(2013)[8]根据对英国的900头牛和羊农的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养殖户的行为，结果表明：农民对特定的生物安全策略重要性、有机食品认证的农场、生物安全措施的认知，对动物福利的态度、生物安全信息的来源可靠性、过去五年严重动物疾病暴发事件影响的认识等对养殖户的防控行为有显著影响，占总影响的64%。Nell等(2002)[9]通过Logit模型对南非绵羊山羊的养殖户进行研究，养殖户在进行相关防疫的行为时，会更加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更喜欢采取被动的治疗而不是积极的防疫。
Stott等(2009)[10]利用牛病毒性腹泻病毒(BVDV)的例子建立经济学模型，研究苏格兰肉牛牧场被病毒入侵的情况，对相关风险进行比较，发现最重要的风险因素是动物购买策略、农场规模和单一农场边界。Kathiravan等(2007)[11]采用条件价值法对印度半岛的南部州泰米尔纳德邦的农户进行研究，表明养殖户更重视小反刍动物的防疫工作，养殖户的年龄，养殖的规模，最近的公共兽医中心距离都是农户支付意愿的最大影响因素。
1.4畜禽疫病防控管理政策及其执行效果研究
国外学者对这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养殖户(农民)、政府、应急管理、兽医部门与防控政策和防控效果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内在关系。EnzoRiccardoCampagnolo等(2016)[12]指出宾夕法尼亚联邦重视兽医对畜禽疫病防控方面的作用，为兽医的工作学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提高了其积极性。MHernández-Jover等(2016)[13]指出澳大利亚高度重视预防和管理紧急动物疾病，并在海上和边境采取严格的检疫措施，畜牧生产者对陆上疾病控制至关重要。
GeorginaLimon等(2014)[14]通过调查发现，牲畜饲养者对官方兽医的服务不满意，使养殖户与官方疫病防控机构的沟通产生了问题，造成疾病报告鉴定机构公信力下降。SalomeDürr等(2014)[15]采取空间随机流行病模拟模型研究了瑞士的动物防疫工作，发现农民对运动限制和延迟扑杀的依从性较低，会显著提高发病率和疫病持续时间。
LevanElbakdze(2007)[16]认为建立和贯彻有效的动物可追溯体系有助于减少高传染动物疾病暴发时的物质经济损失。Mariner等(2003)[17]倡导建立有效的流行病学监督体系，针对埃塞俄比亚牛瘟进行研究，并指出流行病学监督和目标性免疫是在经济上、现实中可行的策略，所带来的收益要超过牛瘟的消灭。
Kathryn.B.Bicknell等(1999)[18]利用动态生态经济学模型分析了补贴对动物饲养者的影响，从而解释了为什么利润最大化的饲养者不希望消灭疾病，认为政府控制疾病的政策效果具有双面性，一方面降低疫病流行水平，另一方面降低了个人采取控制疫病措施的激励。
2国内畜禽疫病防控管理的经济学研究现状
国内对畜禽疫病防控研究起步较晚，随着我国畜牧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畜禽疫病防控的研究，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养殖户畜禽疫病防控行为的研究、疫病防控政策的选择评价、疫病损失或影响以及畜禽疫病防控的宏观管理方面。
2.1养殖户疫病防控行为的研究
国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多，主要是运用相关经济经济学理论和计量模型，基于调研数据，对养殖户防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很多学者认为我国养殖户特别是小规模养殖普遍存在防疫意识不足、养殖条件和防疫设施标准不高、不重视生物安全防控、防疫能力弱等问题，易导致疫病的发生并增加了疫病防控的难度[19-22]。
阿米娜·玉苏甫(2017)[23]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发现，养殖户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禽病的风险认知程度越高，对畜禽疫病防疫起到积极作用。张桂新(2013)[24]利用陕西、河南地区经历过低致病性禽流感养鸡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多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防控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家庭年均总收入、养殖规模、平均已投入成本、养殖户的预期风险认知、防疫效果认知，兽医专家信息八个变量对养殖户防控行为影响显著。
杨佩(2015)[25]运用ISM模型分析得出影响养殖户疫病防控行为的因素为三类：直接影响因素有行为态度、病死畜处理便利度和对畜禽疫病的认知;间接影响因素有信息渠道和组织状况;根源影响因素有文化程度、养殖规模、重大疫情经历和补贴政策满意度。陶建平等(2008)[26]运用结构方程(SEM)分析，得出养殖户的个人特征、养殖特征，养殖户的防疫信念、风险态度和防疫知识都影响疫病防控目标的实现，其中，养殖户个人受教育程度和防疫信念的影响程度最大。
2.2畜禽疫病防控措施和动物卫生管理政策选择研究
这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政府疫病防控的管理政策，以及运用经济理论对防控政策或策略进行评价。浦华等(2008)[27]运用SIR模型和成本收益法对禽流感暴发后两地区不同防控行为的成本效果分析，显示只实施扑杀而不实施强制免疫、实施扑杀与强制免疫并举分别是家禽规模化饲养比例较高或较低地区的经济学优化方案。
廖祺(2018)[28]提出了扩展的成本收益分析法——EBCR分析法，评估了退出免疫和继续强制免疫这两种亚洲I型口蹄疫防控策略的经济效果，利用动力学模型对防控策略的风险大小进行预测，据此建议我国尽早退出亚洲Ⅰ型的强制免疫策略，并采取以加强监测与扑杀结合为主的综合净化措施。
李燕凌等(2014)[29]利用8省33个县(市、区)的样本数据，采用DEMATE方法分析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能力的影响因素，指出深刻认识众多且具有关联性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对于动物疫情防控意义重大。朱学锋等(2014)[30]以江苏省某大型养猪场为案例，对该猪场近年来的疫病防控投入进行了成本-收益的经济学评估，结果表明，该猪场疫病防控投入量低于最优水平，应进一步增加防控资源投入。梁瑞华(2007)[31]认为动物疫病控制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个人三方博弈，运用博弈论对三方可能存在的十五种疫病调控模式进行分析，提出中央扑杀加强制免疫和对个人不同比例补偿相结合是最佳的动物疫病调控模式。
2.3畜禽疫病发生造成的损失和影响研究
此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动物疫病损失和影响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和模型的初步探讨，以及结合实际发生的动物疫情运用模型对疫病发生损失和影响的估算方面。廖祺等(2016)[32]对于动物疫病损失提出了“标准单位疫病”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以山东省作为标准单位地区，构建了地区的经济损失、社会损失和环境损失评估体系，并对以赤峰市作为待评估地区进行了实证模拟分析。
于乐荣等(2009)[33]采用控制遗漏变量问题的非观测效应面板数据模型评估发现，禽流感发生一次会造成辽宁、宁夏、贵州的家禽养殖户人均养殖收入减少65%，人均收入减少29%。黄德林等(2004)[34]指出2004年禽流感的发生导致我国养殖户收入连续两年负增长，广东省肉禽饲养受到的影响最大，人均亏损15元。
李扬子(2014)[35]运用总剩余理论、成本收益分析法等，从生产者、政府、消费者等角度，以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为测算方向，构建了疫病损失评估理论与方法。夏云(2016)[36]应用市场模型和均值调整估计家禽上市公司在H7N9疫情事件窗的正常收益率和异常收益率，从家禽产品市场、家禽企业、资本市场三个维度分析了H7N9疫情对家禽产业的影响。
刘明月(2017)[37]构建蛋鸡养殖户疫情损失评价模型、对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及总经济损失进行测算，进而对疫情补偿标准的补偿强度进行分析;利用因子分析对补偿政策总体满意度进行测算，进而评价现有疫情补偿政策的实施效果。陆昌华等(2014)[38]探讨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经济损失评估模型的构建，包括因质量问题造成畜产品出口损失(短期损失和长期损失)估算，重大疫情暴发的损失评估模型，疫病对资源和消费者的影响，总体损失概念模型，为动物卫生策略和措施的科学制订提供参考依据。
2.4动物疫病的政府宏观管理研究
这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动物疫病防控体系与疫病防控政策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方面。很多学者从不同方面定性分析了我国动物疫病防控体系的现状、存在问题，如我国基层动物防疫体系建设比较落后、基层兽医数量尤其不足、防疫经费投入不稳定、公共职能偏废、缺乏良好的运行机制和匹配的技术保障、考核评价体系不完善等，并提出了具体对策建议[39-46]。
也有学者提出我国畜禽疫病防控政策存在的问题，如公共服务供给忽略养殖户需求、应急能力不足、疫病防控政策对养殖户的经济激励重视不足、没有考虑非经济激励的营造与构建、造成养殖户防控要素投入不足、疫情隐瞒等[47-49]。滕翔雁等(2014)[50]收集整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等发达国家和泰国、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的重大畜禽疫病防控计划典型案例，分析并归纳各国防控经验。冯允怡(2015)[51]从政府重大畜禽疫病防控能力评估指标和评估方法的角度研究，发现影响地方政府重大畜禽疫病防控能力的因素可分为组织保障、信息保障、人员保障、资金保障、防控意识、技术保障、基础设施、物资管理八方面。
3研究进展评述
综上，国内外众多学者在畜禽疫病防控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农户行为、防控政策及效果评价、畜禽疫病防控宏观管理等做了比较广泛深入研究，但国内外研究存在一定的差异。国外研究更注重从微观角度进行定量研究、案例研究，研究更加深入，不仅采用经济学方法评估养殖户疫病防控措施经济效果、政府防控管理政策效果并得出优化方案;而且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养殖户疫病防控行为和政府管理决策背后的经济动因，能对对防控行为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另外，还注重疫病防控中机制机理的研究，如养殖户(农民)、政府、应急管理、兽医部门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协调。
在研究方法上，注重经济学理论的指导，结合研究事件建立经济学分析框架，然后确定经济模型;研究方法比较丰富，成本收益、总剩余理论、线性规划、投入产出法、博弈论、统计法、计量经济等多种方法综合应用;经济学方法与其他研究方法相紧密结合，如风险管理、流行病学监测、动态模拟模型、决策树法、生态经济学模型、管理学和社会学方法等，这对分析动物疫病防控这一复杂问题非常必要。
国内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从经济管理的角度分析疫病宏观政策方面的问题，大多是进行定性研究，如从政府层面考虑如何建立有效防控体系和防控政策，将农户简单视为制度的被动接受者，忽视农户对政府畜禽疫病防控目标实现的能动作用，而且多数是没有数据支撑的泛泛而谈，这一类研究占多数;第二类是近年来出现的，一般是借鉴比较成熟的经济学方法根据相关数据进行定量研究，这为此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定量框架和具体方法，但总体来说，研究方法大同小异，比较单一，研究不够深入，如对疫病防控行为研究多数运用二元或多元选择模型，多元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对防控措施的评价与优化分析多是采用成本收益法;有些经济模型还不太完善，如动物疫病损失和影响模型还在探讨中;缺乏经济学理论指导，经济学分析框架和内在机理分析不够;经济学方法与流行病学的结合不够;在统计数据分析的同时，缺少典型案例的跟踪分析等。在这些方面，应该借鉴和学习国外研究方法和经验，找到适合我国此领域基于此，笔者认为，我国畜禽疫病防控管理方面的研究，应立足于我国畜牧业发展和疫病防控的实际现状，借鉴国外比较成熟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和完善：
①注重经济学理论的应用，建立理论逻辑框架，找到决策背后的经济因素或机制机理。疫病防控措施和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主体是什么?主体做出决策是什么?什么决策是合理的决策?如何评价?决策制定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决策执行是否有效及其影响因素是什么?
②注重研究方法的创新。对于疫病防控管理这一复杂的问题，需要引入定量分析方法，可尝试多种研究相结合。对养殖户疫病防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防控政策措施、防控效果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探索疫病防控管理的内在机理，试图提出能有效反映农户需求，又能取得农户配合的畜禽疫病防控宏观管理政策。
③注重对政策措施优化、疫病损失及影响的经济学分析。采取科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分析养猪户(养殖企业)采取不同防控措施的经济效果，政府出台政策的经济效果、社会效果、生态效果分析，为养猪户、养殖企业和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以期做出科学的决策。
④尝试采用实地调研、定量分析和典型案例分析相结合研究模式。通过典型案例来验证模型的结果是否符合现实，以提高定量模型分析的科学性。此外，近年来，动物福利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有利于提高动物健康水平，从源头是减少动物疫病的发生可能性，应成为养殖户疫病防控的重要措施。但当前文献较少讨论动物福利、动物福利对疫病影响等。以后应加强动物福利、生物防控措施、养殖环境等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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