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渔业产业是浙江省海洋经济的基础产业。本文分析了浙江省渔业转型升级的内涵，明确渔业升级的目标，探索升级的技术路径，重点关注渔业综合效益提升、产业技术及效率改进、产业链附加
渔业产业是浙江省海洋经济的基础产业。本文分析了浙江省渔业转型升级的内涵，明确渔业升级的目标，探索升级的技术路径，重点关注渔业综合效益提升、产业技术及效率改进、产业链附加值提升及链条完善，并从渔业组织模式引导、产业支持体系建设和财税政策方面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一、引言
浙江省是海洋大省，也是渔业大省。渔业作为大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发展中有非常重要的基础性作用。2013 年，全省水产品总产量达到 545 万吨; 渔业经济总产出达到 1750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 630 亿元，渔民人均年收入达到 17600 元，渔业经济总产值占全国比重为 8. 78% ，位居全国前列。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传统的海洋捕捞业至今已发展成为一个由养殖业、捕捞业、加工流通业、渔业工业以及科研、教育、推广、服务等相互配套的完整产业体系。渔业在保障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生态文明、维护海洋权益等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海洋经济时代的焦点行业之一。2010 年末，浙江省渔业经济第一、二、三产业的结构比例为 40∶36∶24。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渔业一产的比重在逐步降低，渔业的内部产业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然而，从现实情况看，浙江省依然是个渔业大省，而非渔业强省。目前的渔业产业在整个价值链“微笑曲线”中主要集中于捕捞、养殖和初加工等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较低的劳动、资源密集型环节。渔业产业在发展模式上还没有摆脱依靠生产规模扩张和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为主的粗放型经营方式。面对渔业资源日益衰竭和水域环境恶化趋势加剧、渔业产业链水平低下、结构不合理、科技支撑体系薄弱的现状，浙江省渔业产业升级拓展的要求更加紧迫，如何“调结构、转方式”，如何进一步优化渔业产业结构，促进渔业价值链的提升，这对于渔业、渔民乃至整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来说，都是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二、文献综述
( 一) 对渔业发展瓶颈和发展制约因素的研究孙建富等( 2013) 梳理了辽宁海洋渔业发展现状与特点，认为制约辽宁海洋渔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主要是资源环境的刚性约束、科技创新投入低原动力不足、水产品质量安全存在隐患、产业化程度低结构不合理、生产成本增加熟练工流失等方面。张向冰等( 2007) 认为江苏省的沿海外向型渔业存在许多制约因素，总体规模偏小，龙头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名牌产品少，科技含量低，出口的国家较单一等。刘小锋等( 2013) 考察了福建渔业产业，认为其发展中存在着诸如企业普遍投资规模不大、科技支撑体系薄弱、工艺设备落后、产业链不完整等问题，导致渔业产业在整个价值链中主要从事养殖和初级加工等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环节。
( 二) 对渔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研究杨林( 2004) 认为影响渔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市场及资源状况、贸易能力、产业配比、政府制度等因素的深层次矛盾日益突显，提出通过制度创新调整渔业产业结构。董贯仓等( 2010) 基于山东渔业产业存在的结构趋同、层次偏低、粗放经营现状，提出推进渔业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一系列建议，主要包括全面提高产业发展能力、改革经营机制、优化捕捞养殖等生产结构等。王婷婷( 2011) 对上海渔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分析里提出需要抓好海洋水产品的深加工与综合利用、延长产业链、提高产业附加值、调整和优化海洋捕捞作业结构和布局等合理利用渔业资源的建议。杨林等( 2010) 从产业发展生态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协调性、高度化的目标出发探索产业生态化视角下的我国渔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具体对策。
三) 对浙江省渔业发展及产业升级的研究刘超杰等( 2014) 剖析了浙江渔业产业体系中各子系统发展现状，认为渔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制约因素有: 渔业产业结构发展不协调、三次产业配比不合理; 渔业产业发展雷同现象严重，有“集体创新动力缺失”的表现; 渔业发展过程中在技术、管理、市场缺乏主动性、适应性的原创或突破性创新，缺乏高效创新流程管理和整合能力; 渔业科技的发展对海洋渔业的依存度不高，科技带动作用不明显等。蒋逸民等( 2013) 利用 1991—2010 年全国沿海各省海洋渔业产出和结构的数据分析发现浙江省海洋渔业产业发展速度较慢的直接原因是养殖业发展较落后、捕捞—养殖产出比远高于其他省份，从内外两个角度提出产业升级的思路，一是依靠核心技术开发和应用，降低各种资源和能源消耗，实现渔业自身的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发展。二是积极构建海洋渔业产业链，把渔业各个环节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将外部市场内化为一体化流程，谋求经济效率的提升。
综上所述，对渔业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研究成果大多数从渔业的外部发展环境出发，考察渔业产业结构自身的协调性，从科技投入和产业链完善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但对渔业产业结构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与影响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对渔业产业效益的衡量偏重于经济产出方面，对渔业的生态涵养功能的发挥缺乏重视; 对渔业产业升级与区域其他产业发展的关系研究较少，导致实践中海洋渔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在推进中进程缓慢，成果不明显。
鉴于此，笔者基于浙江省渔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现状，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环境经济学和产业间升级逻辑视角下明确浙江省海洋渔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路径和具体对策。
三、浙江省渔业结构升级存在的困难与挑战
( 一) 浙江省渔业产业发展及升级现状近年来，浙江省渔业发展综合实力增强，水产品产量稳步增长，渔业对外合作和远洋渔业不断拓展。但总体来看，浙江省渔业经济产值的增速与全国数据比较低，并且渔业经济占全国的比重在逐年降低( 见表 1) 。从数量上看，渔业产业规模在逐渐萎缩，这主要原因在于过度捕捞导致的渔业资源退化、水污染日趋严重，反映了渔业效益降低的趋势，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困难重重，渔业的发展后劲不足。
二) 升级存在的困难与挑战 1. 产业的体量较大，发展历史较长，产业粘性导致升级所需资源和核心能力缺失。浙江省的渔业产业整体规模较大，2013 年渔业总产值为 1750 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 37568. 5 亿元的 4. 65% 。如此大体量的发展规模其转型升级的难度更大。另外，浙江渔业发展历史悠久，过去依赖丰富的资源形成了资源依赖型的渔业传统发展模式，其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各种生产条件、劳动力基础、生产技术与装备等对产业升级适应性较差，产业升级所需的各种资源和核心能力尚不具备，客观上尚未形成升级的基础条件，产业结构本身存在的“粘性”导致升级难度大。例如，浙江省在 2008 年就明确提出打造生态渔业的目标，“逐步构建生态合理性、经济高效性、功能良性循环的现代渔业体系”，也提出了具体的行动计划，但实践中发展缓慢，稻田养鱼、碳汇渔业等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方式基本没有形成规模，增殖放流工作投入较大，但后续监测和产出效果一般。在其他产业的转型升级进行良好的情况下，渔业的产业升级速度明显滞后。据统计，2007—2012 年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0% ，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1. 6% ，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1. 1% ，而同期渔业产品产量年均增加值为 4. 6% ，其中养殖产品产量增加值为年均 4. 86%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渔业产业的升级速度较慢。
2. 渔业产业机制与产业发展态势方面的制约。渔业产业机制与结构上存在的矛盾和缺陷也是渔业升级的主要制约因素。从进入门槛来说，渔业第一产业进入门槛较低，资源性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与不健全的市场机制导致海域使用无价、低价，环保标准低，客观上天然形成了资源依赖型渔业的发展环境，鼓励了粗放型、低效率的生产经营行为。同时也使产业中资源利用程度不均衡，对基础资源、自然生态资源过度开发导致资源的急剧衰竭; 水产品的价格波动较大，市场供需在数量、质量和时间要求上分布不均衡、不稳定，客观上加大了从业者长期积累的难度; 另外渔业的生产设备专用性较低，特别是第一产业，基本都是通用的渔业渔具，进入和退出市场的转换成本较低，使渔业中的从业主体更倾向于选择时机进入或退出而非进行难度更大的转型升级，因此市场机制在渔业领域的功能仍然不健全，未发挥应有作用。
3. 升级动力与机制缺失。浙江省渔业资源丰富，但在渔业产业内部，组织化程度较低，产业竞争呈现“小而散”的单兵作战式产业态势，并且上规模的渔业企业大多数位于产业链的加工和营销环节，较少有拥有全产业链的大型渔业公司。截至 2010 年底，浙江省拥有省级以上渔业龙头企业 87 家，这些企业基本都只是渔业产业领域中某个环节的龙头，占据产业链中的其中一个环节，其中数量较多的是从事批发零售的商业企业和从事初级水成品加工的企业，如舟山水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有限责任公司、浙江水产城象山渔贸发展有限公司、浙江海之味水产有限公司、徐龙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等。从渔业类上市公司的情况看，截至 2013 年底， A 股共有 11 家渔业类上市公司，浙江只有位于诸暨的从事淡水珍珠养殖的千足珍珠一家，这一数量与渔业资源相当的辽宁( 2 家) 、山东( 3 家) 比较，还有一定的差距，浙江省渔业的龙头企业规模相对较小，并且缺少类似獐子岛类全面占据渔业产业全产业链的规模企业。这种行业集中度不高并且整体产业分布不连贯的产业竞争现状使产业升级动力缺失，难以形成规模和合力，没有强有力的主体进行产业的整合，没有形成产业升级的驱动力，从而导致升级乏力。
四、浙江省渔业转型升级的基本目标和技术路径
( 一) 基本目标面对未来资源衰竭和环境问题的双重制约，浙江省渔业应通过转型升级而强化其基础地位，最大限度地发挥产业的竞争优势，提升产业的国内、国际竞争力。转型的内涵要求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即把粗放发展方式转变为科学发展和集约化发展; 升级的内涵主要关注微观层面的效率改进，参照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产业升级理论 ( Gereffi， 1999) ，渔业的产业升级应以提高生产率为政策标准和主线，渔业的转型升级不仅局限于“增量调结构”，更应注重“存量调结构”，其基本目标是要达到以下方面: 1. 渔业产业链条完整、结构合理。改变目前渔业产值主要来自捕捞、养殖、初加工与销售环节的现状，使更多产业要素进入技术研发、品牌化销售和休闲渔业等高附加值环节，注重良种选育、育苗技术研发、精深加工、品牌化、国际化等关键能力的培植，使渔业拥有健全的产业链条，形成一个结构合理的产业生态圈。 2. 渔业产业经济效益良好。水产育苗向优良、特色、可持续方向发展; 海洋捕捞向稳定、规模、远洋方向发展，建立生态友好型、资源保护型海洋捕捞制度; 水产养殖向高效、优质、生态方向发展; 水产加工向品牌化、外向化、安全化方向发展，打造经济效益良好的产业链，扩大进一步升级的动力源泉和空间。
( 二) 技术路径在转型升级路径探索上，也要体现两个维度的安排，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关注渔业产业综合效益的提升，在环境空间承载力限制情况下科学选择和论证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一是注重科学规划，在其他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实践中，关注其对渔业的影响和对渔业的要求，尽量避免和减少其他产业发展对渔业造成负面影响。海洋资源开发必须与海洋渔业环境保护紧密结合，避免掠夺式开发，逐步淘汰污染严重、浪费资源的项目。二是处理好海域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配置问题。海岸带区域的空间有限，大量新型开发项目的上马，必然会挤占现有的渔业发展空间，造成渔业与其他产业发展的冲突。海域空间使用方式的选择及海洋开发项目的决策，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科学论证基础之上( 刘超杰等，2014) 。三是推进和发展渔业循环经济，提高产业内要素使用效率，减少渔业的资源依赖，实现渔业产业的绿色升级。 2. 重点进行技术和效率改进。目前的现状使渔业从业者和企业必须摒弃过去发展中普遍形成的资源依赖惯性，应对现有产业进行技术提升和效率改进，学习日本和獐子岛的经验围绕产业链构建技术链，切实解决主导品种及其产业发展中的技术 “瓶颈”问题。从宏观层面来说，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将政府定位于技术创新中引导和分担风险的作用，突出企业创新的内生激励。行政管理部门主要解决技术创新中的法规体系完善和服务机制建设问题。例如渔业管理机构应完善渔业技术推广应用机制，强化基层渔技推广体系改革，完善以“包村联户”为主要形式的工作机制和“专家 + 渔技人员 + 科技示范户 + 辐射带动户”的技术服务模式; 建立主推品种和模式示范县、规模化繁育基地、健康养殖示范基地，开展稻田综合种养、设施养殖水质生物调控等健康养殖模式与技术联合示范推广行动。
五、政策建议
首先，在渔业产业内部的组织模式调整优化方面，应立足渔业行业现状深化渔业经营体制改革。采用政府主导的模式提升渔业经营的规模化水平，可以选择“家庭渔场 + 专业大户 + 专业合作社 + 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规模化发展路径。渔业管理部门和行业组织可以通过各种手段鼓励发展家庭渔场和股份制公司，实现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的渔业生产，提高渔业组织化程度。通过提供技术支撑和搭建沟通桥梁的方式支持龙头企业创建产业化示范基地和集群化发展，推动龙头企业与合作社、渔农建立以订单、合同、股份等为纽带的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充分运用和发挥渔业管理部门的组织协调职能，提升整体产业运行效率和信用水平，强化不同模式组织的市场对接能力。
其次，在产业升级支持体系建设方面，政府应着重加强渔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渔技推广、疫病防控、水产品质量监管等多样化服务融于一体的基层渔业公共服务机构。扶植渔业相关产业的发展，如渔业信息服务体系，对动态和复杂的渔业生态系统进行持续性的信息收集，也可应用于建立渔业产品的安全追溯机制。
再次，浙江省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出台有利于渔业升级的财税政策。从融资环境改善方面，对于渔业装备改造和升级所需的短时期集中的资金需求，一方面采取一些过渡性的政策鼓励金融机构给予定向的支持，另一方面鼓励发展融资租赁类金融机构，必要时由行业协会等出面担保。另外，可以出台一些针对性的保险激励措施，给予保险机构和参保人双方一定的激励措施，以平滑渔业产业升级不同阶段的风险。针对渔业产业链的特点，从鼓励研发和创新、引导消费、鼓励发展新型业态等多个角度，研究一些地方性税种的支持政策，引导优质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流入。同时，应加大水产品对外贸易力度，针对加工出口企业给予政策扶持，采取如贷款贴息、提高水产品出口退税率等举措。
参 考 文 献
1. Williamson O. E.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Market Failure Consideration. American Economy Reviews，1971( 61) : 112 ～ 123
2. Sproul John T. Queirolo. Lewis E. Trade and Management: Exclusive economic zones and the changing Japanese surimi market. Marine Fisheries Review，1994，56( 1) : 87 ～ 98
3. Gereffi，G.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9，48 ( 1) : 37 ～ 70
4. 中国农业部渔业局 . 中国渔业统计汇编 . 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26 ～ 161
《浙江省渔业产业发展转型升级路径研究》来源;《农业经济问题》，作者：高巧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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