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税收不仅仅是对于企业中的一些方面，对于在生活、农业等方面也是十分重要的规划政策。以下是对于贵州农业经济及赋税制度上的介绍。
税收不仅仅是对于企业中的一些方面，对于在生活、农业等方面也是十分重要的规划政策。以下是对于贵州农业经济及赋税制度上的介绍。
摘要：农业经济是贵州整体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不论是其发展规模、发展方向还是发展模式，都会对整个贵州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赋税作为一项政策，与农业经济发展亦密切相关。贵州省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关键词：农业经济,税收制度,税收论文
1近代贵州农业经济发展
近代以来，贵州人口增速较快，1914年人口只有800万，到1949年已经增长至1416万，耕地也在增长，耕地面积1914年为143万hm2，1949年增长至180万hm2，农作物播种面积也随之增长，1914年为137万hm2，1949年增长至199万hm2。1这一时期，水稻种植面积、玉米种植面积、薯类种植面积、杂粮种植面积等都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如水稻种植面积，由52万hm2增长到78万hm2，与现在的面积大致相等;玉米种植面积的增长幅度更大，由15万hm2增加到66万hm2，薯类和杂粮种植面积也分别增加了240%和515%左右，在这些变化，可以说明，近代时期，贵州农业的耕地逐渐在由平底往旱地、山坡推移，并开始从平地水田往山坡、旱地农业开发，且力度在逐步加大。从以上可以看出，近代时期，贵州农业经济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农民的生活水平却没有相应的提供。这一时期，农业发展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
1.1农业产量提高，但仍存有缺粮月近代时期，贵州人口增加了616万，农业人口也随之增加，占总人口比例很高，未改变贵州省为农业社会的社会的社会形态。开垦荒地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强大很大，增加了土地的人口承载压力，甚至出现陡坡被开垦至山顶的，其中以六盘水和毕节最突出。耕种面积的扩大，带来的是粮食产量的提高，1931年，水稻产量144.6万t，高粱产量3.4万t、玉米产量299.9万t、谷子产量2.3万t、大麦产量20.2万t、小麦2产量28.9万t，合计粮粮食总产量229.3万t。另外，农业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上世纪30年代中期，水稻面积占46%，玉米占20%，罂粟占11%，油菜占6%，大麦占3%，小麦占2%，其余甚微。”2稻谷、豆类产量高，但马铃薯、甘薯、荞麦、红稗等杂粮的产量相对不高，每年缺粮月仍存在，大约为3个月。
1.2农产品数量增加近代时期，农产品数量有了较大提高，主要是因为开始使用农业机器设备、化学肥料、农药，以及一些农田水利设施的建造。客观条件的改善确实带来了不错的效果，此外，贵州还积极从国外引进农产品，比如来自美国的福字棉、脱子棉以及“佛州利”烤烟良种，这些引进的农产品，种植面积逐渐增加的同时产量也在提高，尤其美国引进的几种烟草为现在贵州的支柱行业即烟草行业奠定了基础。
1.3农村生活水平仍旧很低虽然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品种都增加了很多，农产品产量也有很大提高，但是由于赋税严重，农民的的生活水平仍旧没有多大提高，文化水平也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基本的温饱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这也是下文所要探讨的。
2近代贵州赋税制度的演变
2.1征税形式改变近代以前，贵州农业赋税的征收主要是以实物为主，而近代以后，逐渐由实物转换成货币，这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必走之路。其实在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的封建社会里，农业税缴纳的方式就已经发生过改变，出现货币化的形式了，比如宋代的“两税法”就曾要求秋季税征收粟米，夏季税征收钱，明清时期则以纳银为主，近代以来，特别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征收钱的趋势进一步发展。但是，从民国开始，长期的军阀混战，加深了社会经济危机，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了聚敛更多的金钱，反动政府竟然倒行逆施，在已经保证必要物质的状况下，农业征税的方式从“货币化”退化为“实物化”。
在晚近时期，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实行田赋征收实物。从贵州本地的实际情况来看，也存在农业赋税征收实物的现象，这种现象，恰好证明了那一时期是我国一个经济发展畸形，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统治者可以凭借自己的权利任意改变征税方式，只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全然不考虑长远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状况的好坏。当需要货币时，就采取征收货币税的方式，当需要实物时，就采取征收实物税的方式，这种现象，充分说明近代时期我国农业赋税制度的强制性，贵州也难逃其害。
2.2农业赋税税目存有丛杂性近代时期，我国增加赋税和地租的情况层出不穷，越来越严重。农业税目的丛杂性，主要体现在田赋中存在的各种附加税。附加税最早开始实行于咸丰年间，到光绪时已经增加得种类繁多，此后，我国近代农业税附加的多种不合理的税目随着反动政府的搜刮而增多，到近代晚期，已经非常严重。这些附加税目在现在看来是莫名其妙、压榨百姓的，尤其是近代晚期，国民党统治残忍，征收农民各种苛捐杂税，数不胜数。
本来就困难的生活更是难以维持，更甚者，附加税征收的钱比正税收的钱都还要多得多，如1933年贵州奉节县的附加税是正税的17倍，贵州其他县附加税超过正税一二十倍、三四十倍的不胜枚举。值得一提的是，除对田赋增加赋税之外，很多其他的杂捐杂税是田赋之外新加收的。比如，贵州的桐梓、绥阳县等县1940年，缴纳的杂捐杂税就有300多种。除贵州外，其他省份缴纳杂捐杂税的情况也十分严重，比如“浙江安瑞县，1934年经国民党财政部命令废除的各项苛捐就有83种,同年广西被废除的苛捐也有45种。”4国民党政府所称的要“废除苛捐”,不过只是把有名目的税转换成没有名目的税，仅此而已罢了。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人民把国民党时期征收的各种乱七八糟的税目讽刺为“民国万税”、“今古奇捐”，也就不奇怪了。
2.3农业赋税率不断提高贵州近代农业赋税的另一个特征就是税率不断提高，这也是在整个中国农业税率提高的大环境下的必然结果，税率一提高，统治政府对压榨农民剩余劳动力的力度越来越强，贵州人民身上的经济负担随之加重，甚至自己劳动所得的一半以上都要上缴给政府。据统计，从康熙至光绪29年间，粮食税提高了2倍，附加税税率提高了约1.3倍;民国十七年的田赋正税比民国元年提高了近百分之四十。总之，由于农业赋税率高，贵州的农民向国家缴纳赋税之后，没有多少粮食剩下，生活困难。
3对现在贵州农业发展的其实
从以上对贵州近代农业经济和赋税发展演变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农民深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害，苛捐杂税严重，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贵州人民也受尽剥削，好在是进入现代时期以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消除了封建政权和税收制度对人民的剥削，铲除了苛捐杂税的社会根源。当然，与近代时期相比，贵州农民现在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升，除了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提高，还得益于政府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减少甚至是减免农业税等福利性政策措施。梳理和总结贵州农业经济和赋税制度的发展和演变，希望能让人们从中得出经验和启示，取其精华，促进现在贵州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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