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精准扶贫思想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的关键。西藏作为我国东西发展鸿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决定了
【摘要】精准扶贫思想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的关键。西藏作为我国东西发展鸿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决定了扶贫攻坚的艰巨性。通过对D县精准扶贫现状调研发现，依然存在农牧民接受能力有限与认识不到位、技术贫困与技术扶贫人才缺乏、数字脱贫、教育扶贫重视不够等问题。鉴于此，建议通过创新五位一体的联动扶贫格局，疏通各个环节，形成合力，有序推进扶贫攻坚进程;通过强化教育科技扶志、扶智，以激发农牧区内生脱贫能力;通过建立健全领导干部扶贫开发终身责任制，提高扶贫开发实绩。
【关键词】精准扶贫,农牧区,全面小康
2017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布的《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7)》(扶贫蓝皮书)指出，十八大以来，我国实现了贫困人口的较大规模持续减少;过去4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5564万人，每年减少1391万人;2016年，我国共有28个贫困县退出贫困县。但到2020年要完成所有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意味着在接下来的4年多时间还有804个贫困县要退出，扶贫攻坚工作仍任重而道远。[1]
“十三五”时期是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五年，而贫困依然是全面奔小康的拦路虎，贫困问题不解决，就不叫全面小康。西藏作为我国“三区三州”连片深度贫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精准脱贫与区域发展任务艰巨，加之集民族因素、宗教因素、边疆因素、自然禀赋、社会发展、生态保护等问题于一体，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贫困[2]。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目前学者对西藏扶贫开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吴春宝[3]、王茹[4]、高星[5]等学者对西藏贫困特征与致贫因素的研究;二是对西藏扶贫模式研究，包括占堆等对西藏异地扶贫搬迁扶贫模式的研究[6]，徐宁等对西藏旅游扶贫模式的研究[7]，尼玛次仁等对西藏特色产业扶贫模式的研究[8]，王亚兰对西藏金融扶贫模式的研究等[9];三是王跃等对西藏精准扶贫政策的研究[10];四是杨新玲等对扶贫绩效的研究[11]。
但对西藏农牧区教育文化扶志与扶智、科技扶贫的研究还不够。鉴于此，笔者试图通过选取西藏自治区农牧业县(区)作为个案，分析研究影响当前西藏农牧区精准扶贫的主客观因素，并探究化解之策，以推进西藏扶贫攻坚进程。
一、精准扶贫的基本内涵
我国扶贫开发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叶，通过近40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长期以来对贫困居民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的问题较为突出。因此，必须对原有的粗放式扶贫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根据中国国情的新变化与扶贫开发工作的新特征，提出了精准扶贫思想[12]。
那么何谓精准扶贫呢?精准扶贫是相对于粗放扶贫而言，它是一种“个人定制”式的扶贫模式，主要表现为:针对不同贫困地区、不同贫困对象的具体状况，采用科学、有效的方法以及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进行“一对一”或“多对一”式的精确帮扶，以及进行动态化、跟踪式的精细化管理的贫困治理模式，旨在矫正粗放式的扶贫模式，防止陷入“扶贫———脱贫———返贫———再扶贫”的恶性循环的怪圈，实现农村真正繁荣稳定[13]。
二、西藏D县B乡精准扶贫概述
西藏现有36个农业县(区)，14个牧业县(区)，24个半农半牧县(区)，牧区主要分布在那曲、阿里、日喀则等高海拔的地、市，农区则主要分在拉萨、林芝等低海拔的地、市[14]。如前所述，西藏的农业县(区)、牧业县(区)、半农半牧县(区)分别占西藏74个县(区)的47%、19%、32%，纯牧业县(区)与半农半牧县(区)占西藏县(区)的一半，可见，西藏的脱贫攻坚任务相当艰巨[15]。
笔者选取D县B乡作为调查研究对象，采取个案研究方法考察西藏农牧区精准扶贫现状。从表1可以看出，西藏自治区D县B乡属于半农半牧区，B乡有人口1126户4014人，农业人口占92%，牧业人口占8%，是一个农业占主导的乡镇;可支配劳动力占全乡总人口的55%，人均耕地面积2.62亩，人均年收入3.21万元。
三、西藏D县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存在的问题
(一)农牧民接受能力有限，制约精准扶贫的开展
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比重全国平均水平为4.08%，内蒙古为11.59%、贵州为19.85%、云南为15.44%、青海为25.44%、宁夏为15.72%、新疆为2.36%，而西藏则高达40%，[16]远远高于同期全国水平。教育是促进贫困主体社会化、组织化的一种有效途径。西藏贫困主体的组织化程度普遍很低，长期游离于组织之外，导致其不能享受组织或社会带来的各种发展机遇与利益。而西藏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是影响和迟滞农牧民社会化和组织化的重要原因。西藏农牧民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导致其接受能力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
此外，传统寺庙文化对当地民众思想影响深远，当地农牧民受宗教的影响大，遇到不能解决的事首先依靠宗教的力量来解决，忽视科技的作用。民众普遍相信宗教是支配、主宰自己命运、福祸的主人，而未能认识到教育科技对个人、社会、民族发展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严重阻碍了西藏农牧区的扶贫攻坚进程。
(二)技术性贫困与技术扶贫人才荒问题突出
通过前面的个案分析可知，农牧民技术缺乏是很重要的致贫因素，因此，技术脱贫是解决农牧民素质性贫困的关键。笔者通过调研发现，当前摆在西藏基层政府面前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扶贫工作需要做大量的宣传、引导、一对一手把手帮扶与基层政府“无兵可调”之间的矛盾，导致大量的工作无法有效进行。通过调研了解到，目前西藏乡镇干部(包括行政编与事业编)编制额达50-60人，但由于地、市、县借调、休产假(其他休假基本难以保障)、交流学习，在岗干部连一半都不到。
与此同时西藏基层政府面临四大工作压力，一是维稳压力，尤其逢年过节期间;二是日常事务管理压力，比如寺庙管理、流动人口管理等社会治理工作;三是以前不太管理，现在要系统管理的工作压力，比如环境工作、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工作等;四是扶贫攻坚工作。迫于以上工作压力，各级政府只能从下级抽人，一级一级抽，抽到最后，只能把乡镇抽空，而乡镇是联结上级政府、直面群众的关键一级，本来就任务重、工作压力大，常规工作要抓、重点工作必须要抓、临时性工作(上级检查)还要抓，导致基层政府部门职能模糊、交叉，基层干部身兼数职，浑身乏术。以上就是西藏基层政府面临的困难。
基于以上的现实，基层干部在数量上就难以满足工作需要，更别说素质能力问题与干部专业技能结构问题。正如一基层领导坦言:人手都不够，每个村能派驻一名干部就不错了，那还管是不是农技干部，再说现在农技院校毕业的大学生都不愿去田间地头，都想考行政干部坐办公室;现在当地农科院、农牧院校的专家与老一辈农技专家不一样，他们大都坐在电脑前搞研究，不愿去田间地头，没技术的群众只能把土地出租出去，技术扶贫任重道远。鉴于此，虽然大部分农牧区已完成两年脱贫目标，但三年巩固的压力仍然很大。
四、促进西藏农牧区精准扶贫的顶层设计与对策建议
首先，在“以迁脱贫(针对生存环境确实特别恶劣的地区，实行搬迁扶贫工程)、低保兜底(巩固低保在扶贫中的保护伞的基础作用)、以教脱贫(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实现从“扶教育之贫”到“依靠教育扶贫”)、以保脱贫(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帮扶脱贫)、外援脱贫(在政府部门的领导下，开展对口援助)”等以政府为主导的五位一体的扶贫开发格局下，进一步强化“东西协作、定点扶贫、双联帮扶、行业协会帮扶、民企高原行”五位一体的社会多元扶贫开发格局，有机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资源形成帮扶支持体系，建立健全对口帮扶常态化机制。
其次，不断创新脱贫攻坚顶层设计，在融合推进双联行动和“1+17”(与扶贫开发直接相关的部门有扶贫办、民政局以及劳保局等，而与扶贫开发间接相关的部门几乎涵盖了政府除以上三部门之外的所有职能部门，主要有强基办、教育局、民宗局、建设局、审计局、财政局、农业局、旅游局等。
扶贫攻坚作为一项长期性的艰巨工程，仅仅靠扶贫办这一直接职能部门是难以有所作为的，必须成立以扶贫办为主导的“1+17”扶贫攻坚联动机制，既可以发挥政府各职能部门的作用，又可以防止出现“十龙治水”的局面。)精准扶贫行动的基础上，着力构建扶贫开发的组织领导、帮扶领导、政策保障、激励约束“四大扶贫开发体系”，疏通五位一体的扶贫格局的各个环节，形成强大的合力，有序推进扶贫攻坚进程。
总之，要在扶贫攻坚中要落实主体责任，发现、培养一批务实、亲民、敢作为、会作为的领导干部，清理一批投机取巧、不作为、乱作为、脱离群众自绝于人民的贪官、庸官。当然，要建立容错机制，宽容在扶贫攻坚中敢于破冰、勇于创新时所犯错误并与上述几类错划清界限。概而言之，西藏地域幅员辽阔，地区之间的差异明显，一方面扶贫工作必须因地施策，提高扶贫绩效;另一方面，西藏的扶贫工作具有长期性，不能一蹴而就，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参考文献
[1]李中平.《扶贫蓝皮书: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7)》发布[EB/OL].中国社会科学网
[2]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p6-12
[3]吴春宝、尼玛次仁.精准扶贫背景下西藏农牧区贫困问题特征及政策启示[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7年第6期，p65
[4]王茹、周璇、杨松柳等.西藏县域多维贫困度测定及贫困空间分布特征研究[J].西藏研究，2017年第1期，p60
[5]高星、姚予龙、余成群.西藏农牧民贫困特征、类型、成因及精准扶贫对策[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年第3期，p328
[6]占堆、李梦珂、鞠效昆.西藏异地扶贫搬迁策略在农区的实践与牧区的困境[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p137
[7]徐宁、图登克珠、蒙媛等.“一带一路”背景下西藏边境旅游扶贫开发思路及模式研究[J].中国藏学，2017年第4期，p134
[8]尼玛次仁、吴春宝.西藏农牧业特色产业精准帮扶模式探析———以拉萨净土健康产业为例[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p155
[9]王亚男.西藏自治区金融精准扶贫及对策分析[J].西藏发展论坛，2016年第5期，p37
[10]王跃、张晓丹.西藏实施精准扶贫的政策研究[C].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7年，p166
[11]杨新玲、图登克珠.对西藏扶贫开发工作成效第三方评估的思考[J].西藏发展论坛，2017年第3期，p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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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佚名.2016政府工作报告中的8个“新词”[EB/OL].中国日报网，2016年7月25日
[14]西藏自治区统计局，国家统计局西藏调查总队.西藏统计年鉴(2016)[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p4
[15]行政区划网，[16]国家统计局，
[17]王跃、张雷雷.促进西藏各类干部努力工作与事业发展的思考[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p1-7
[18]杭承政、胡鞍钢.“精神贫困”现象的实质是个体失灵———来自行为科学的视角[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19]佚名.拉萨倾力打造西藏最大教育城[EB/OL].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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