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 从表面上看，五四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因为运动的目标关乎政治( 外交) ，但从另外的层面讲，五四是一场影响极为深远的文化运动。其一，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新文
摘要: 从表面上看，五四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因为运动的目标关乎政治( 外交) ，但从另外的层面讲，五四是一场影响极为深远的文化运动。其一，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新文化为五四运动提供了广泛的思想动员; 其二，五四运动是新文化的一次社会化实践，使新文化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从而真正成为一场社会化的运动; 其三，自运动发生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力量对五四文化的建构从未停歇，五四文化一直处于“运动”状态。
关键词: 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 文化建构
五四百年，百年五四。近代中国人民的探索进程波澜壮阔，值得纪念的事件颇多，但没有任何一个事件能享有五四那样的荣光———自五四发生后的第二年，国人即开始纪念五四，之后的纪念活动几乎年年举行，从未间断; 而且，更为难得的是，不同时代的不同阶层、不同派别都对纪念五四保持了持久的热情与虔诚。应该说，五四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更是一种文化，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建构而言，五四是一种灯塔式的存在，深刻影响着中国近现代文化的价值取向。因此，作为对于五四运动的百年纪念，从文化建构的视角对五四运动进行解读，也许更有意义。
一、因思想而行动: 学生运动是新文化“运动” 的产物
谈及五四学生运动，新文化运动自然是无法回避的话题———没有新文化的思想动员，就没有面对国家危亡青年学生的勇于担当，也就没有五四运动的发生，可以说五四学生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
( 一) 由精英到学生: 五四前新文化“运动”的趋向
把 1915 年《新青年》( 《青年杂志》) 的创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端，已是学界的基本共识，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一个过程，更何况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启蒙运动，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关注这一运动从酝酿到发生、发展的过程。在这方面，王奇生对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解读，为我们认识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1]在《新青年》创刊号的社告中，第一款就明确提出: “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2]很显然，陈独秀办刊的宗旨在于挽救国家危亡，而且明确指出国家之命运前途系于青年，呼吁青年应为之负责，为之奋斗。1919 年 6 月，《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陈独秀亲自撰文，指出青年与老年在生理上、心理上存在“绝对鸿沟”，鼓励青年人打碎旧的枷锁，弘扬属于青年人的新思想。[3]不难看出，陈独秀等创办《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宣扬新思潮、新文化，其目标预设应是利用新文化对青年进行国民性教育，或者说是对青年进行社会动员，使之主动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新青年》的创刊是播下了新文化运动的火种，以此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开端是可以的。
既然《新青年》以觉悟青年、改造社会为己任，获取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自然是前置性条件。然而，杂志的社会影响力需要一个培育的过程，陈独秀对于这一点是有非常清晰的认知的，他认为《新青年》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需要十年八年的时间[4]。而从整个运动的过程来看，早期的《新青年》只是极其普通的一个杂志，当时并无太大的社会影响，《新青年》的创刊只是新文化运动酝酿的起始，距离形成 “运动”的标准还相距甚远。如众所知，在杂志的初创时期，主编的人脉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供稿者基本上都是自己的“朋友圈”内人，而作者群体的社会知名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着杂志的社会关注度，《新青年》也不例外。《青年杂志》首卷六期的作者几乎是清一色的皖籍或准皖籍文人: 陈独秀、高一涵、汪叔浴、潘赞化、陈嘏( 陈独秀之侄) 、李亦民、彭德尊、易白沙( 湖南人，在皖任教) 、谢无量( 四川人，父辈在皖任职) 、刘叔雅( 文典) 、孟明、高语罕、薛琪瑛、萧汝霖等[5]。这批人多是来自《安徽俗话报》与《甲寅》杂志，曾与陈独秀同事，其知名度在五四前后并不高[6]，至于杂志创刊号声称“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7]应是一种“广告”式表述，有自我宣扬的成分在内也不为过。改名为《新青年》后，陈独秀在通告中特意宣称: “自第二卷起，……。且得当代名流之助，如温宗尧、吴敬恒、张继、马君武、胡适、苏曼殊诸君允许关于青年文字，皆有本志发表。此后内容，当较前尤有精彩。”[8] 其中，吴敬恒( 吴稚晖) 、马君武、苏曼殊可以算是当时的名流了，但胡适( 当时尚留学美国) 在内的其余则有些名不副实了，为扩大杂志的社会影响虽难免有些浮夸的成分，但从杂志经营及创刊宗旨的视角来看，也无可厚非。没有真正“大名家”的支持，早期《新青年》的社会影响不大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每期印数仅 1000 本[9]。1917 年 8 月，终因销路不畅而被迫中止出版。1918 年 1 月，《新青年》的“复活”则得益于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后，站在了当时中国文化教育的最高平台之上，其“朋友圈”的容量和质量获得大幅度提升，因此，重新出版后的《新青年》不再接受社会投稿，改为同人刊物，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周作人、沈尹默等一大批北大资深教授成为杂志的撰稿人，比之以前的默默无闻，此次《新青年》的复活可以说是凤凰涅槃，一跃而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杂志。
为了使杂志获取广泛的社会关注，《新青年》创刊伊始，便设置了“通信”专栏，用以激发公众参与讨论的兴趣，但开始效果并不理想。为博取公众的关注，1918 年 3 月，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读者身份致函《新青年》，肆意指责《新青年》排斥孔子，废灭纲常，之后由刘半农代表《新青年》逐一批驳。按照现代的观点来看，这难以摆脱“炒作”之嫌，但不得不承认，这种“双簧”效果颇佳，“王敬轩”的来信激活了一批反对者，《新青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尤其是林琴南、蔡元培等学界名流介入争辩之后，引起了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更是将“林蔡之争”冠之以“新旧之争”、“新旧思潮之决斗”，《新青年》及 “新文化”才真正成为知识分子关注的热点话题，《新青年》成为新文化的品牌、主阵地。
与此同时，在新文化、新思潮的激荡之下，《每周评论》和《新潮》先后于 1918 年 12 月和 1919 年 1 月相继创刊，倡导新思潮、新文化，新文化的阵营发展壮大。《每周评论》由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共同创办，相比于《新青年》，政治性特点突出，时效性强，对于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高潮进行了报道，并号召人们起来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新潮》为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其宗旨在于启发引导中国青年融入世界思想潮流，“欲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10]，借文学革命来倡导思想革命，“变奴性的思想为独立的思想，变专制的思想为平民的思想，变昏乱的思想为逻辑的思想”[11]。《新潮》因由学生创办，更能迎合青年学生的朋辈心理，深受学生的青睐———第一卷出版卖完后，再版不到半月也售罄，而索求者仍不绝，遂出三版[12]。对于《新潮》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从当时还是学生的施存统给《新潮》编辑部的信函中可以了解大致情况，他在信中说: “你们的宗旨和主张，我都非常佩服。自从你们的杂志出版以来，唤起多少同学的觉悟，这真是你们莫大之功了! 就是‘文学革命’一块招牌，也是有了贵志才竖得稳固的( 因为《新青年》虽早已在那里鼓吹，注意的人还不多) 。可见‘互助’两字，确是成功之母。”[13]施存统的这一表述颇耐人寻味，按理说陈独秀就任北大文科学长，大批资深教授的加盟，尤其是“林蔡之争”已使《新青年》声望日隆，但在施存统看来，在《新潮》创刊之前，《新青年》在学生中的影响并不广泛。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之前关于新文化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社会的精英群体( 尤其是教育精英) 内部，而对于一般的学生群体影响不大，而《新潮》的出现才使得新文化阵营由起初的文化教育精英阶层拓展到青年学生群体，为新文化由传播而升级为“运动”奠定了基础。
二) 因志同道合而结社: 新青年群体的初步建构
其实，从另外的视角来看，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旨在唤醒青年，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建构起一个崭新的青年群体。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指出: “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团体的活动。美公使说中国人没有组织力，我以为缺乏公共心才没有组织力。……新文化运动倘然不能发挥公共心，不能组织团体的活动，不能造成新集合力，终久是一场失败，或是效力极小。”[14]应该说，对于青年一代的思想启蒙，目的在于建构一个新的青年群体，使之成为改造社会的中坚力量。因此，在新思潮的浸润下，青年逐渐觉醒，开始独立思考社会现实问题，积极求索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道路，变革社会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人开始组建团体，青年人日益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
1918 年 5 月，为进一步控制中国，日本与北洋政府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对于这一卖国行径，学生坚决反对，初步展示了学生群体的力量———先是留日学生罢学回国，之后留法、留美学生通电反对，国内学生则纷纷响应，北京学生 2000 余人到总统府请愿，要求废除密约。经过斗争的洗礼，青年知识分子们愈加感受到组织起来的必要性，一些志同道合者开始组成一些团体，而这些团体大都有明确的目标与宗旨。正如当时还是学生的潘光旦所言: “学生自动结合的小团体，多的四五十个成员，少的七八个人，大都是班级相近，年龄相仿，而所谓志同道合的分子; 他们都有章程，章程必有‘宗旨’一条。”[15]先是北京一部分学生组织了爱国会，接着又联络上海、南京、天津、济南等地的学生，组成了全国性的学生爱国组 织———学 生 救 国 会。到 1918 年 8 月，救国会的成员已有二百多人。之后，为了便于展开活动，救国会的成员们于 1918 年 10 月 20 日创立了国民社，并出版《国民》杂志。1918 年 12 月，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等成立新潮社( 初为新潮杂志社) ，出版《新潮》杂志。1919 年 3 月，北大学生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旨在“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邓中夏任总干事，国民社和新潮社的主要成员几乎都是讲演团的成员。
1917 年 10 月，恽代英、梁绍文、冼震、黄负生在武汉成立了“互助社”( 之后以此为基础成立利群书社、共进社) ，创办启智图书馆，向武汉地区广大青年推销进步书刊，宣传新思潮。1918 年 4 月，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年轻人，胸怀“改造中国与世界” 的远大志向，在长沙创立新民学会，萧瑜任总干事。这些青年社团的相继成立，无疑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果，而文化“运动”的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对广大青年深刻的思想动员，通过文化的“运动”完成了新一代青年群体意识形态认同的初步建构，为五四学生运动的爆发积蓄了力量，准备了组织基础。上面几个青年社团的成员大多参与了五四学生运动，傅斯年、罗家伦等还成为五四学生运动的直接策划和指挥者。因此，从这一层面来看，可以说学生运动是由新文化孕育、运动而成。关于这一点，也许敌对一方的观点更具说服力。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后，当时政府教育部的一个主事，在给其上司处置学生运动的条陈中说: “……北京大学发行杂志多种，专以提倡过激派伪说。平时教授学生亦本此旨。此次罢学风潮，近因虽由政治问题发生，而其远因，未始不由此种学说有以致之。”[16]众所周知，陈独秀、李大钊则是条陈中所说的“过激派”学说的始作俑者，因此，尽管从表面来看，五四学生运动因外交问题而起，运动的目标关乎政治，但运动的源动力则是文化，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果。
二、由思潮到运动: 五四学生运动使新文化成为 “运动”
诚如前文所述，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竖起新文化的旗帜，其终极关怀并非仅仅是鼓励青年致力于学术研究，而是期冀使青年觉悟以改造社会、挽救危亡，其实践性的价值取向是比较明显的，它所倡导的新文化、新思潮必须付诸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进行校验。因此，当面对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受到新文化、新思潮熏陶的青年学生走出象牙塔，直接介入了国家政治，从文化建构的视角来看，这是新文化的一次社会化实践，向世人充分展示了新文化的价值理念以及新青年群体的力量，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进而使新文化从知识分子圈内的论辩思潮升级为民众参与其中的社会运动，并通过这一实践对新文化、新思潮进行了校验，做出取舍、修正———运动的实践促进了中国青年新的觉醒，他们见证了劳动群众的伟大力量，“劳工神圣”成为青年群体的共识。
( 一) 由思潮到运动: 五四的实践使新文化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
毋庸置疑，五四学生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大众的觉醒，促进了新思潮的广泛传播，在“五四”事件发生后的半年内，中国涌现出约 400 种白话文新刊物[17]。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罗家伦在对学生运动进行总结时曾指出: “新思潮的运动，在中国发生于世界大战终了之时。当时提倡的还不过是少数的人，大多数还是莫名其妙，漠不相关。自从受了五四这个大刺激以后，大家都从睡梦中惊醒了。无论是谁，都觉得从前的老法子不适用，不能不别开生面，去找新的，这种潮流布满于青年界。……譬如五四以前谈文学革命的，不过《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和其他二、三个日报; 而到五四以后，新出版品骤然增四百余种之多。其中内容虽有深浅之不同，要是大家肯出来而且敢于出来，已经是了不得了! 又如未上市以前，白话文章不过是几个谈学问的写写; 五四以后则不但各报纸大概都用白话文，即全国教育会在山西开会也通过以国语为小学校的课本，现在已经一律实行采用。”[18]
罗家伦关于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传播关系的认知与同时期胡适的观点基本一致。胡适在 1922 年发表在《申报》上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指出: “民国八年的学生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虽是两件事，但学生运动的影响能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这是一大关系; 况且，‘五四’运动以后，国内明白的人渐渐觉悟‘思想革新’的重要，所以他们对于新潮流，或采取欢迎的态度，或采取研究的态度，或采取容忍的态度，渐渐的把从前的那种仇视的态度减少了，文学革命的运动因此得自由发展，这也是一大关系。因此，民国八年以后，白话文的传播真有 ‘一日千里’之势。……民国九年，教育部颁布了一个部令，要民国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从九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国语。”[19]
从罗家伦和胡适的表述中我们可以推断，五四前新文化虽已具有较高的社会影响力，但这种影响一方面更多是限于知识分子阶层，另一方面，这种影响更多是一种论辩式的思潮，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广泛认可，而是由于五四的“刺激”才使民众进一步觉醒，认可、接受新文化，使其由思潮升级为民众广泛参与的社会运动。有一点我们应该清楚，在新思潮广泛传播成为运动的背后，是广大民众对新文化的价值理念及新青年群体的社会认可和期盼，这正如时人所评述的那样: “在老大中国底社会中，青年运动是很不多见的，自从‘五四’以后，青年方渐渐为社会所注意，青年运动也方渐渐地开始。”[20]对于这一点，也许旁观者的视角更为客观、更为清晰。作为五四学生运动的旁观者，时任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在他的回忆录中讲述: “北京的学生们‘发动了某种行动’。这是几千年来中国舆论第一次被唤起，并组织起来。由于学生们的行动，商人们也和学生联合起来了，在巴黎和会作出山东问题决议前后，中国发现了自己的能力……。学生们英勇不屈并团结一致地进行工作。政府很快看到，虽然它可以拘禁他们，但却无力阻挡他们所产生出来的愤激情绪的浪潮。全国各地人民发出了怒吼，人们承认，只要学生愿意，他们就能使全国人民起来反对政府……。从巴黎和会的决议的祸害中，产生了一种令人鼓舞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使他们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动而紧密地结合成一个整体在一起。”[21]可以看出，在芮恩施的眼中，学生运动使中国民众觉醒了，他们认可了新思潮的价值理念，并对新的青年群体充满了期待———人们承认，只要学生愿意，他们就能使全国人民起来反对政府。
(二) 劳工神圣: 知识分子的新觉醒
如前所述，五四学生运动是新文化的一次社会化的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新文化也进行了自我的校验与取舍，其中最为重要的校正就是认识到了劳动人民的伟大力量，知识分子将启蒙的对象拓展至劳苦大众阶层，促进了知识分子与劳苦大众的联合。在五四学生运动的过程中，青年学生逐渐认识到，挽救国家危亡，仅仅依靠学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动劳动群众广泛参与。他们指出: “国为全国人民之国，学生不过国民之一种，救国大事，断非学生之力可以济事。凡为中华民国之国民，均应同来出力救我中国。”[22]在“六三”之后，学生更是亲自见证了劳动群众力量的伟大，促进了青年学生的进一步觉醒。前面提到的国民杂志社，很多成员都是学生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在运动中，他们目击人民大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无比政治威力，因而初步放下了“五四”以前那种开口闭口斥责国民“愚昧无知”，以国民的“改造者”自居的臭架子，开始谈到工农大众的力量。《国民》二卷一号(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 上《五四运动与青年的觉悟》一文，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五四运动给予中国青年的影响。其中提到了: “显示了社会制裁与民众制裁的力量”、“明晰了联合的效用和必要”以及“破除了以前祟拜的锢蔽思想，表示了民众的真精神是适合于德谟克拉西的运动”等等方面。基于这些认识，作者认为要贯彻五四运动的“打倒军阀，反抗强权，为人类求自由幸福的主张，首先就必须在反军阀的同时实行平民政治”，为此就必须“加入劳动阶级的活动”，只有到劳动阶级中去，和他们打成一片，灌输他们知识，使他们有组织、有办法，成无数个精密完善的团体，那些 “骗文凭，做高等流氓、寄生虫的先生的旧习惯”才能获得改造。因此，这是“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大联合，是民众活动和民众政治实行的第一步，是打倒军阀，解除社会上种种纠纷的根本办法”[23]。基于以上认知，青年学生非常注重将新文化、新思想传播到人民大众中去。如前面提到的北大学生创办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五四以后活动异常活跃，在城里和乡村为劳苦大众做演讲，宣传新思想。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办了平民教育社，发 行《平 民 教育》;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也积极参与了平民教育实验; 晏阳初更是发起了闻名全国的平民教育运动。
三、青春担当: 五四文化“运动”中的精神永恒
关于五四精神是什么这一话题，学界历来众说纷纭，启蒙、救亡、重估一切价值等观点不一而足。因为，从文化建构的角度而言，五四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进程中最为重要的标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现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图腾，几乎每一时代都会标榜是对五四精神的传承，然而这种传承往往是基于现实社会需求的，所以每一时代对五四精神的解读及传承也就不尽一致了。其实，对这一问题的解读，应该有两个维度，一是从播火者的角度来看，发起新文化运动的目标预设是什么，这是主观的动机; 一是从受众的视角来看，广大青年最大的收益是什么，这是客观的效果。
( 一) 觉悟青年以担当救亡重任: 新文化运动发起者的目标预设
众所周知，“德先生”和“赛先生”( 即民主与科学) 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标识，似乎这已经成为学界公认的定论。王奇生对于这一结论的形成进行了历史性的考证指出，自晚清以来，民主与科学等观念，经过国人的反复倡导，到五四时期已成为知识界的主流话语( 自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已深入人心) ，是无需证明的真理，陈独秀高悬“民主”“科学” 两面大旗，主要是想借民主与科学的权威震慑和封堵那些“非难者”，其潜台词是: 《新青年》是拥护民主、科学 的，谁 非 难“本 志”，便是反对民主与科学。[24]应该说，这一分析是合乎情理的，尽管新文化运动高擎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但却志不在此——— 《新青年》自 1915 年 9 月创刊至 1926 年 7 月终刊，总计发表各类文章 1529 篇，而以民主与科学为话题的文章却不足 10 篇。[25]因此，“科学”与“民主”只是新文化思想启蒙的两面旗帜，其背后的价值导向则是青年人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与担当意识。
《新青年》( 《青年杂志》) 创刊号社告中就明确宣示，“本志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凡学术事情足以发扬青年志趣者，竭力阐述，冀青年诸君于研习科学之余，得精神上之援助”[26]。我们知道，《新青年》是文学革命的发起者，在五四时期《新青年》的声誉也是因其倡导文学革命的原因，然而，主办者的宗旨则并非局限于鼓励青年致力于学术研究，而是要使青年获取精神上的滋养，即思想启蒙。在杂志社创刊号的社告中，第一款就开宗明义地指出: “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27]，明确宣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命运掌握在青年一代手中，青年人应有为国分忧的担当，“修身以治国”。李大钊则强调: “吾辈学生，于国民中尤当负重大之责任，研究精神上之学术者，助我国民精神上之发展; 研究物质上之学术者，谋我国军事工艺器械之发达。”[28]当时担任《学生杂志》编辑的沈雁冰也倡言学生为社会之“中坚”，鼓吹救国之责任非学生界莫属[29]。
蔡元培也同样认为挽救国家与民族的危亡，青年学生责无旁贷。蔡元培在《国民》创刊号的序言中指出: “向使学生而外之国民均能爱国而尽力于救国之事业，使为学生者得专心求学，学成而后有以大效于国，诚学生之幸也。而我国大多数之国民方漠然于吾国之安厄，若与己无关，而一部分有力者乃日以椓丧国家为务，其能知国家主义而竭诚以保护之者，至少数耳。求能助此少数爱国家，唤醒无意识之大多数国民，抵制椓丧国家之行为，非学生而谁? 呜呼! 学生之牺牲其时间与心力，以营此救国之杂志，诚不得已也。”[30]
二) 敢 于 担 当，勇 于 牺 牲: 五四青年的重要标识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青年人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或者说是五四青年表现出的最具有标识性的精神是什么? 对于这一问题，历来学界多有研究，却持论不一，在此不再一一赘述，而是尝试从五四亲历者的视角来进行解读，也许当事人的感受是更为客观的。作为五四的亲历者，罗家伦认为青年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与担当及勇于牺牲的精神是最大的收获，并认为这种精神是改造中国的希望所在。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中指出: “不知这次运动里有三种真精神，可以关系中国民族的存亡。第一，这次运动，是学生牺牲的精神。从前我们中国的学生，口里法螺破天、笔下天花乱坠，到了实行的时候，一个个缩头缩颈。比起俄国朝鲜的学生来，真是惭愧死人哩! 唯有这次一班青年学生，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相斗，伤的也有，被捕的也有，因伤而愤死的也有，因卖国贼未尽除而急疯的也有。这样的牺牲精神不磨灭，真是再造中国的元素。”[31]
应该说，罗家伦的这种认知是比较客观的。前面提到，五四以后，白话文杂志数量骤增至 400 多种，促进了新思潮的广泛传播，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新期刊大多志向远大，以改造中国为己任。如《少年中国》确定的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曙光》的宗旨则是“本科学的研究，以促进社会改革之动机”; 《新社会》的宗旨为“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 《觉悟》的目标是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即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 等等。可以说，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对于许多知识青年来说，天下要担负在他们肩上是个非常直接的感觉。1919 年 8 月，毛泽东大声疾呼: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 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我们不说，谁说? 我们不干，谁干?”[32]这种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是五四青年的重要标识。
关于五四精神的认知，陈独秀与罗家伦的观点也基本一致。五四运动一年后，陈独秀把五四精神归结为两点: 一是直接行动，二是牺牲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33]显而易见，正是因为学生已经觉悟，认识到对于国家民族的未来命运自己责无旁贷，才会有面对国家危亡时刻的“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对于学生的社会担当，蔡元培也有清晰的认知，他指出: “五四运动以后，学生有两种觉悟是最可宝贵的: 一是自己觉得学问不足，所以自动的用功; 二是觉得教育不普及的苦痛，所以尽力于平民教育。这两种觉悟，很见得与前不同，不能不算是五四运动的纪念。”[34]不仅五四的亲历者对于学生的敢于担当、勇于牺牲的精神有清晰的认知，作为旁观者，时任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对于学生在运动中表现出的担当和牺牲精神也是印象深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到六月四日，北京有近一千名学生被拘留; 后来被捕的人考虑得很周到，他们在出发演讲的时候就随身携带装着食物的背包。”[35]显然，学生们知道走上街头抗议游行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但面对危险，他们没有选择退缩，而是直面危险，敢于牺牲，因为他们认为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自己责无旁贷。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播火者的主观动机，还是从受众的客观效果来看，五四青年最为重要的标识应该是青春担当，他们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主动放在了自己的肩上，为了这种责任与担当去奋斗、去牺牲而义无反顾，这应该是五四文化“运动”中的精神永恒。
五四百年，百年五四。五四运动发生后的第二年，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纪念五四。李大钊在 1920 年纪念五四运动时说: “我盼望中国学生界，把这种精神光大起来，依人类自由的精神扑灭一切强权，使正义、人道，一天比一天的昌明于全世界，不要把它看狭小了，把它仅仅看作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纪念日。我更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36]后来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对于五四的纪念，每个时代都是各取所需，对五四文化进行新的诠释，五四也从而成为“运动”着的文化，对此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我们应该清楚，能够为不同时代、不同政治力量所用，五四文化能够与时俱进，意味着五四精神的内核是具有普适性的，它对于任何时代、任何派别都是有价值的。在我看来，五四精神的内核就是“青春担当”，是青年一代对于国家民族未来命运的责任与担当，因为所有人都清楚，任何时代，青年都是最富有理想追求的社会力量，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与希望。因此，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激活青年一代的“青春担当”意识，应是我们对百年五四最好的纪念。
参考文献:
[1]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 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7][26][27]《青年杂志》社告[J].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1 号.
[3]陈独秀.新青年[J].新青年，第 2 卷第 1 号: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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