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 布朗将《达芬奇密码》丰富的情节压缩在短短的 24 小时之内，主要依靠空间的并置和转换来实现叙事。在《达芬奇密码》中，出现了多处或真实或虚构的教堂、宫殿或银行等空间
摘要: 布朗将《达·芬奇密码》丰富的情节压缩在短短的 24 小时之内，主要依靠空间的并置和转换来实现叙事。在《达·芬奇密码》中，出现了多处或真实或虚构的教堂、宫殿或银行等空间，四组主要人物在短短的 24 小时内，在各种空间之中你追我赶，构成了情节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依据小说叙事的脉络和主要矛盾的演变，根据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将整部小说分成四个不同的叙事模块和相应的空间结构，有助于分析空间并置或空间置换所达到的叙事目的，以及空间所具备的意象功能。
关键词: 空间叙事; 情节驱动; 空间并置; 空间转换; 叙事结构
《达·芬奇密码》是风靡全球的畅销书，被公认是一部“天才之作”，光芒盖过其他“以智慧见称的恐怖小说”[1]封底。它的成功不仅在于跌宕紧凑的剧情，应接不暇的悬念，神秘难解的符号，还要归功于其巧妙精绝的空间叙事。小说的情节集中发生在 24 小时内，要使情节悬念丛生、高潮迭起，作者就必须在空间上大做文章。朱振武认为，布朗擅长“时空交错的叙事艺术”，表现为“时间上的紧迫与空间上的跳转”[2]96。单就《达·芬奇密码》来说，小说中涉及巴黎、伦敦、爱丁堡、梵蒂冈城四个城市，叙述过程穿插于卢浮宫、圣叙尔皮斯教堂、苏黎世存托银行、威利特堡和罗斯林教堂等多处真实或虚构的空间。小说的场景从卢浮宫的金字塔入口开始，又以金字塔入口结束，兰登等人物在各个空间中的穿梭行动构成了该小说叙事的主要动力。本文通过探究《达·芬奇密码》文本的空间叙事结构，分析其通过空间所达到的叙事目的。
一、空间叙事理论与《达·芬奇密码》的叙事特点
叙事学发端以来，学界对于空间的叙事作用多有研究，但正如巴尔所说，“几乎没有什么源自于叙述文本概念的理论如同空间概念一样不言自明，却又含糊不清”[3]132。巴赫金( Bakhtin) 在《小说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形式》一文中率先提及“时空体”的概念，“在文学的艺术时空体中，空间和时间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之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 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4]274 - 275。在巴赫金看来，时间和空间要不断交叉、不断融合，在叙事过程中，时间和空间不可分割。1945 年，约瑟夫·弗兰克( Joseph Frank) 在《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一文中首次提出“空间形式”的概念，明确“空间同时间一样具有展开情节的作用”，并依据现代小说的叙事特点，提出了重要的空间“并置( juxtaposition) ”概念。他认为现代小说中，往往会出现叙事时间暂停，“在文本中并列地放置那些游离于叙述过程之外的各种意象和暗示、象征和联系……从而结成一个整体”[5]Ⅲ。20 世纪 70 年代后，受到文化研究“空间转向”的影响，叙事学家也越来越重视空间这一叙事的内在力量，出现了一系列有关空间叙事的批评文章。米克·巴尔( Mieke Bal) 在 1997 年出版的《叙述学: 叙事理论导论》( Narratology: Introducing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 ( 第 2 版) 中有一章以《从地点到空间》为题，专门论述了叙事学研究中的空间问题。他首先区分了“地点( place) ”和“空间( space) ”，地点指“行为者所处和时间所发生的地理位置”，是可以标示出来的; 空间则是可被感知的，要依赖人物的行动来建构，“人物的活动可以构成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的过渡”[6]106 - 109 。1984 年，加布里尔· 佐伦( Gabriel Zoran) 发表了《走向叙事空间理论》( Towards a Theory of Space in Narrative) 一文，将空间纵向分为地志学空间、时空体空间和文本空间三个层次，其中时空体空间尤其具有启发意义。时空体空间是指“由时间和运动形成的空间结构”，它包括共时和历时两种关系。共时的时空体是指“在任一叙述点上或运动或静止的客体在文本中相互联系构成的空间关系; 历时的时空体是指在特定的叙述文本中空间发展存在一定方向或运动轨迹，它受作者意图、人物意图与行动、情节阻碍等因素的影响”[7]。这种历时的时空体在《达·芬奇密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10 年来，国内学者对于空间叙事的相关研究逐渐由吸收国外成果转变为一种相对完善且自成一体的体系。龙迪勇在《空间叙事研究》一书中提出，“空间元素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小说家们不仅仅把空间当作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叙事从不可少的场景，而是利用空间来表现时间，利用空间来安排小说的结构，甚至利用空间来推动整个叙事进程”[8]40 。方英在《小说空间叙事论》中对于空间叙事的解释更为具体，他认为空间叙事是“以空间秩序为主导，以空间逻辑统辖作品，以空间或空间性作为叙事的中心。叙事通过空间形态、空间位置、空间顺序、空间关系、空间描写、空间的意义等得以组织，表达和完成”[9]75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研究者都注重作家利用空间展开叙事的方式手段，或者重视对于小说或诗歌中出现的有关空间的排列、形态及其象征意义的分析。简言之，对于空间叙事的分析，可以从表达和内容两个层面展开，既要注重作者对于空间的表达，又要研究文本中空间具体的意象和象征意义。
在《达·芬奇密码》中，布朗在叙事时注重时间和空间的交叠，注重利用空间的并置、比较或交叉来规划叙事。《达·芬奇密码》采取主副结合的三线叙事方式。主线是兰登与索菲的解密之线，遵循布朗常用的“接受挑战—踏上解密之路—遭遇危险—解开谜团”的传统套路[10]; 一条副线是兰登面临的来自法国警方的科莱和法希等人的正面追击; 另一条副线是应对提彬爵士主仆在暗，阿林加洛沙主教和塞拉斯在明的围堵迫害。三路人马在 24 小时内你追我赶，三条故事线同时发生。布朗娴熟地使用闪回技术和蒙太奇手法，使得不同空间并置或交叠，在空间的不断转换中有序推进情节发展。从内容层面来讲，《达·芬奇密码》中，兰登等人在各种空间中寻觅探索，这些空间对于解读人物性格，破解人物命运，推动情节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形成了佐伦所说的历时的时空体空间。小说表层线索是破解郇山隐修会之谜，深层次的脉络是主要人物在不同空间中的体验和思索，或追忆或想象或联想，各种事件在不同空间或相同空间共时发生且历时延伸，空间穿插成为情节发展的驱动力。《达·芬奇密码》中的主线“接受挑战—踏上解密之路—遭遇危险—解开谜团”正好预示着小说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随着情节的展开，小说中出现了与之匹配的四种空间。现依据小说叙事的脉络和主要矛盾的演变，将整部小说分成四个不同的叙事模块和相应的空间结构。
小说开头到第 31 章为情节的开端，叙事主要围绕谋杀事件展开，揭示了主次角色的身份和诉求，事件主要发生在卢浮宫和圣叙尔皮斯教堂两处哥特空间内。第 32 ～ 66 章是情节的发展部分，主要矛盾发生在兰登与警方之间，双方你追我赶，直至提彬的庄园处，隐修会和圣杯的秘密得以揭开。该部分涉及布洛涅森林公园、冈道尔夫堡、虚构的苏黎世存托银行以及提彬居住的威利特堡等多处文化空间。第 67 ～ 101 章是全书的高潮部分，主要矛盾由警方与兰登之间转移到兰登与“导师”提彬之间，兰登与提彬斗智斗勇，幕后黑手提彬最终被绳之以法。此部分的空间由巴黎转移到伦敦，出现了“猎鹰号”飞机、圣殿教堂、国王学院的图书馆、圣詹姆斯公园和威斯敏斯特教堂等充满符号的智慧空间。第 102 章到尾声是结局部分，圣杯的秘密得以保存，谜团得以解开。这一部分主要发生在苏格兰的罗斯林教堂和巴黎的卢浮宫入口，这两处空间随着圣杯之谜的解开被赋予了神圣意味。
二、《达·芬奇密码》中的空间叙事线索
《达·芬奇密码》中的空间转换十分频繁，三条叙事线索在同时间多空间展开，造成了一种时间被拉长、空间被并置的感觉。事实上，“拉长的时间和缩小的空间可以说是丹·布朗小说时空观的集中体现”[11]。正如大卫·米科尔森( David Mickelsen) 在《叙事中的空间结构类型》中所说，“并置的情节线索、回溯和闪回的叙事手法和反复出现的意象都是中断和破坏时间顺序，取得叙事结构空间性的手段”[12]68 - 69 。
( 一) 故事的开端———恐怖诡谲的哥特空间
《达·芬奇密码》由一桩谋杀案开启，故事的开端弥漫着仇杀与阴谋的氛围，卢浮宫内血腥神秘的命案现场与阴暗幽深的长廊共同构成了一处典型的哥特空间。兰登刚刚被带入卢浮宫，就感到“此刻的卢浮宫本身似乎有种墓穴的气氛”[1]17 ，发现索尼埃尸体的大画廊也是“昏暗的、[如]硕大的洞穴般”。索尼埃的死状神秘狰狞，他“用自己的血作墨，以赤裸的腹部做画布”，画了一个象征魔鬼崇拜的五星形护身符，制作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灵床。在尸体旁边，用荧光笔潦潦草草写下的几行字也泛着紫光。这样一处诡异的、迷宫一样的哥特空间，一方面衬托了主人公兰登面对尸体时的恐慌心理，使得悬念迭起; 另一方面烘托出神秘阴森的恐怖气氛，能够充分调动读者的感官体验，使得读者一下就被剧情吸引。
圣叙尔皮斯教堂是该部分出现的第二处哥特空间，这里发生了第二起凶杀案。圣叙尔皮斯教堂本身并非异教徒教堂，但作者有意将其描写成“为埃及女神伊希斯而修建的”异教徒古庙，“寂静地好似一座坟墓”[1]79 。布朗有意将本来神圣的教堂描绘得神秘黑暗，就是为了凸显白化病教士塞拉斯和老修女桑德琳之间的冲突。修道士塞拉斯在这里被描写得如同怪物，他体格高大，通身雪白，凶神恶煞，活像是一个“长着妖魔眼睛的鬼魂”[1]48 。这个怪物残忍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和许多无辜的人，活像《弗兰肯斯坦》中的可怕的人造怪物。这样一个标准的哥特恶魔角色披着教士的披风深夜出现在这座古老的教堂中，不仅意图盗取某种秘密的圣物，而且用烛台打死了教堂的看守人、郇山隐修会成员桑德琳嬷嬷。这种发生在破旧寺院里的凶杀情节与 19 世纪的哥特小说如出一辙，修道院等哥特空间往往与罪恶、变态、囚禁、仇杀等元素相联系，能够激起人们惊悚的感官体验，宣泄人们的情绪压力。哥特空间往往给予读者一种黑暗的恐怖美感，也使有经验的读者预感到这种仇杀背后必定隐藏着巨大的阴谋。小说的开端利用哥特式空间，与其他侦探、解密、悬疑等各种通俗小说因素一起，造就了《达·芬奇密码》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吊足了读者的胃口之后，在接下来的叙事中，小说的哥特和恐怖元素越来越少，文化和历史元素则逐渐增多。正如英国著名作家安东尼·波吉斯( Anthony Burgess) 所说，畅销书往往具备两个因素: “一是能促成读者心痒难熬的故事情节的魅力，一是书内的丰富知识。”[13]169
( 二) 故事的发展———符号遍布的历史空间
《达·芬奇密码》的第二部分的叙事逐渐由悬疑过渡到文化揭秘，从找到谋杀案真凶转移到寻找圣杯的真相，再到最后为抹大拉的玛利亚( Mary Magdalene) 正名。这一部分叙事节奏加快，情节快速演进，几组人马在不同的空间活动，多个空间并行叙事，共同形成一种你追我赶的紧张局面。从内容来看，兰登和索菲逃难的过程贯穿着对于文化符码的解读，人物在空间的快速置换中发现了耶稣隐秘的身后事，最终在威利特堡由提彬揭晓了圣杯的“真正含义”。该部分的主要情节集中在两处空间，一处是苏黎世存托银行，一处是威利特堡。
这座位于“豪克斯街( Haxo) 24 号”的苏黎世存托银行巴黎支行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豪克斯 ( Haxo) ”一词暗示这里是布朗杜撰出来哄骗( hoax) 读者的，“这一杜撰出来的这个地名与‘密码’这本书的主题又一次遥相呼应”[2]134 。布朗写道，这座银行的主营项目是“为客户提供匿名储藏箱”，而他恰恰就把这处空间描写成密码箱的样子，这里是“长方形的，没有一扇窗，是个钢铁铸的庞然大物”[1]162 。这处空间本身如同牢笼一般，兰登和索菲前有猛虎后有追兵，还急于破解索尼埃留下的密码。他们乘坐装甲车带着拱顶石冲破牢笼之时，小说的主要矛盾由破解索尼埃被害之谜转化为破解圣杯之谜。提彬居住的威利特堡在叙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这里几路人马、三条线索得以汇合，正邪难辨，敌友难分，提彬的书房成为全书最为热闹的小高潮。历史学家提彬这一人物是揭露圣杯秘密的关键。朱振武提出，布朗将这一真相揭露者命名为“雷·提彬( Leigh Teabing) ”，实际是将轰动世界的畅销书《圣血圣杯》( The Holy Blood and the Holy Grail，1982) 的两位作者“迈克尔·白景特( Michael Baigent) ” 和“理查德·雷( Richard Leigh) ”的名字颠倒重置[2]117 。提彬揭露圣杯秘密的迫切愿望是小说开头凶杀案发生的根本原因，提彬的住处威利特堡对于揭露提彬这一人物性格，暗示人物命运起着重要作用。作者强调威利特堡具有悠久的历史，它由名家设计，占地 185 公顷，“被温柔地叫做小凡尔赛”[1]201 ，彰显了提彬的贵族出身。当兰登他们进入大厅时，作者进一步细致描写了这里的装饰，“黑色的木板墙上装饰着早期绘画大师的作品”，“壁炉旁边有许多古董式的座位”，“壁炉架上放着一尊古埃及生育女神伊希斯的半身石膏像”，“有两个在壁炉里当柴架的石质‘怪兽滴水嘴’，它们大张着嘴巴，露出吓人的喉咙”[1]206 。这些实物饰品都彰显出提彬作为宗教历史学家的身份，暗含着各种符码。埃及生育女神像表明了提彬的立场，房间中大面积的黑色墙板和火炉中吓人的怪兽滴水嘴则暗示了这一人物内心的黑暗和压抑的欲望。
提彬的书房对于揭露圣杯的秘密起到了重要作用。利用空间进行叙事时，“展示( showing) 比讲述 ( telling) 更具客观和艺术效果，因此应更注重场景( scene) 的生动细描，而不是概括性的叙述( summary) ”[6]118 。布朗对于提彬书房的描写极为细致，“这位爵士的书房比最豪华的办公室还要大六七倍，是个由实验室、档案馆和跳蚤市场结合而成的混合物。……工作台的上面堆着许多书籍、艺术品、仿制品和多得让人吃惊的电子设备: 电脑、投影仪、显微镜、复印机和平板扫描仪”[1]222 。提彬的书房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知识海洋，腿有缺陷的提彬仿佛是陷入知识迷雾的浮士德博士，他想获知人类的终极真理，但偏执使他分不清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书房的空间宽敞，墙上挂着一幅八英尺长的《最后的晚餐》。这幅画成为揭露圣杯真相的引子。提彬在自己的书房，指着《最后的晚餐》，拿出《诺斯替教福音书》《科普特文古卷》《死海古卷》和《菲利普福音》等一系列古本，甚至还拿出一本《便雅悯家族》族谱，成功地说服了索菲和读者，证明了抹大拉的玛利亚的贵族身份。正是书房里丰富的古卷和史书，营造出一种令人信服的真实感和历史感。这一空间本身，比任何其他的教堂、宫殿都更加适合讲述这样一个秘密的故事，也使得圣杯的真相更加神秘。丰富的细节既体现出提彬追寻真相的不易，又为展现他的身份突转，表现他的偏执和疯狂埋下了伏笔。
( 三) 故事的高潮———千回百转的权力空间在提彬的真面目暴露之后，小说的情节达到了高潮。在兰登他们踏上飞机，获得暂时安全时，叙事的节奏有所放缓。该部分的主要矛盾变为兰登与提彬对于知识权力的争夺。福柯认为，“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力量关系”，权力控制着话语的生产和选择。[14]圣杯所隐含的秘密不仅是历史知识，更是能将罗马教廷置之死地的权力话语。书中兰登和提彬根据索尼埃留下的层层密码筒展开了拉锯战，二人为了获得圣杯的所在展开了对于知识话语控制的权力较量。这一部分对于心理活动和文化符码的描写明显增多，镜像文字、五步抑扬格、埃特巴什码、希伯来字母等编码形式先后出现，文字游戏更是比比皆是。两人根据诗行的线索，先后来到圣殿教堂和威斯敏斯特教堂，这两处空间成为二人权力争夺的核心场域。圣殿教堂“既粗犷又朴素”，是个阴森可怕的地方，“教堂从里到外，都带有异教的建筑色彩”[1]318 。这样一个神秘黑暗的教堂是郇山隐修会的圣地，隐藏着众多被历史掩埋的秘密。众人企图找到诗行所指示的地点，这处教堂已无限接近索尼埃的线索。在真相几乎要水落石出之时，情节急转直下。塞拉斯再次出现，古老的圣殿教堂成为各种权力角力的空间，被绑架的提彬转眼成为幕后的“导师”，郇山隐修会由天主教廷的死对头转变为提彬的敌人。
名声赫赫的英国威斯敏斯特教堂里所发生的事件成为了全书情节发展的最高潮，在这里正邪双方展开正面对决。威斯敏斯特教堂如同迷宫一样，复杂空间成为各种权力方最后决斗之处。兰登刚到这里就感觉到“死一般的沉静。这座古老的建筑，仿佛是在喃喃自语，它的沉寂，在不断发出经久不息的回声”[1]375 。这座巨型教堂见识过太多王位更迭和政治权谋，巨大的空间有着几许“鬼魅般的气氛”， “那巨大的穹隆，仿佛就要在他们的头顶上洒下一张大网”[1]375 。这里的游廊纵横交错，过道狭窄幽深，分布着“牧师住宅、教士厅、博物馆、圣体存放室、圣菲斯教堂、牧师会礼堂”[1]382 等各种场所。兰登与索菲身处其中，仿佛处处都是陷阱和埋伏。这种迷宫般的布局衬托了同样不明朗的局势，二人仍在设法搭救提彬时，却被提彬捉在瓮中。在这一关键时刻情节再度反转，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阿林加洛沙主教悬崖勒马告知了警方真相，法希警长带人及时赶到将提彬抓获。在这个象征权力的曲折迂回的教堂里，事件再三反转，权力逐渐由提彬之处转移到警方，兰登洗刷了罪名且牢牢地掌握住对于圣杯的话语权。到此，空间叙事完成了其主要任务。
( 四) 故事的结局———纯净无瑕的神圣空间
在提彬被捕之后，小说只剩下最后一个谜，那就是圣杯的所在，以及圣杯的真面貌。罗斯林教堂和卢浮宫也因为最接近圣杯安息处而成为作者笔下两处神圣的空间。位于南北交叉子午线，即 “玫瑰线”( rose line) 之上的罗斯林教堂一直都是圣杯爱好者心中的圣地。罗斯林教堂屹立在悬崖绝壁之上，周围满眼荒凉，教堂“各处都雕刻了各种各样的象征物，其中有基督教的十字、犹太人的星状物、同济会的印章、圣殿骑士的十字架、哺乳过宙斯的羊、金字塔、星象符号、各种植物、蔬菜瓜果、五角星形以及玫瑰等等”[1]412 。虽说这是一处充满异教色彩的古教堂，但因为危机已解除，兰登在这里不再感到阴森恐怖，反而如同来到了仙境。列斐伏尔认为，人们“各种表达空间的方式都包含着一切符号和含义、代码和知识，它们使得这些物质实践能被谈论和理解”[15]275 。这样一处看似不伦不类的教堂实则彰显了一种兼容并蓄的宗教宽容政策。教堂到处雕刻着玫瑰，“是女神怀孕子宫的标志”，地面上印刻着象征阴阳和谐的大卫之星的标记，处处彰显着海纳百川的理念。这种包容和隐忍的理念也为郇山隐修会及兰登都选择继续隐藏圣杯秘密的决定提供了合法性。
这一古老的教堂成就了主人公的亲情和爱情，结局部分的情节叙事充满了浪漫的抒情色彩。索菲在悬崖上的一幢大卵石房子里找回了亲人。屋子虽用冰冷的石头砌成，但有爱的地方便是温暖的家， “深夜正在降临，而烤熟的面包，正从那栋房子里散发出一股温暖而又诱人的香气……一盏金黄色的灯，将窗户都照亮了”[1]418 。这座房子成为索菲的归宿，索菲不仅找到了祖母和弟弟，还知晓了自己的身世———她是基督的嫡亲后裔，是圣杯的一部分。在苏格兰乡村，在悬崖峭壁上，兰登与索菲的爱情也悄然开出了花，这恰恰印证了大卫之星的意义，即剑刃与圣杯，男女之间的完美结合，他们的爱情也因为圣杯而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小说中二人分别的场景充满诗情画意，十分纯净。“他们来到这座悬崖峭壁上的一块小高地。他们从这里看过去，苏格兰的乡村，正沐浴在从散开的云中泄露出来的银色月光里。”[1]426 悬崖峭壁之上，清风明月之下，索菲正如女神一样圣洁美丽，这也更加符合书中所传达的女性崇拜的古老信仰。布朗将这处空间描绘得如同仙境，使得男女的爱情具有更加神圣的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天主教会禁欲、苦修的腐朽观念。
在尾声部分，兰登再次回到了巴黎，好似冥冥中得到神启，兰登再次来到了卢浮宫的金字塔入口。故事似乎又回到了开头。然而这次他看到了“倒立的金字塔闪着光芒”，地面上另一座微型金字塔“从地底下凸出来，仿佛冰山上的一角———是一个巨大的金字塔形拱顶的顶部，其绝大部分淹没在它的下面，就像是一个隐秘的房间”[1]431 。“冰山一角”的建筑设计暗喻圣杯，只露出蛛丝马迹，却暗含着颠覆性的破坏力。布朗赋予卢浮宫的微型金字塔极为重大的意义，这里永远保留着巨大的秘密，是抹大拉的玛利亚的安息地，也是圣杯最终的所在。这处空间成为高于教堂、神殿的最为崇高神圣的空间。微型金字塔低调的外表下蕴含着极大的威力，却选择静谧地“在繁星闪烁的天底下”安息，这是圣杯最高贵的结局。
三、结语
布朗对于空间的运用炉火纯青，每一处空间的摆设、排列和描写都紧密地贴近叙事的要求，同时也随着人物心理和故事发展的需要而赋予或神秘恐怖，或充满文化符号，或充满权力斗争张力，或崇高浪漫的色彩。小说将空间与故事融合，由恐怖凶杀的哥特空间开始，以崇高圣洁的神圣空间结尾，以空间秩序为主导，以空间逻辑来统辖叙事，通过将空间进行并置、组合和展示，将各条故事线并联起来，并最终促成谜底的解开。
参考文献:
[1] 布朗. 达·芬奇密码[M]. 朱振武，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 朱振武. 解密丹·布朗[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3] BAL，M. Narratology: Introducing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M]. Toranto: Toranto UP，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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