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
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整理、研究、分析传统文化，切实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一、以客观的态度研究传统文化
以客观的态度研究传统文化，是对五四科学精神的继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毛子水、胡适等人提出了以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张，他们打破了对于传统经典的盲信与崇拜，而仅将其看做学术研究的材料，并以客观中立的眼光审视之。胡适认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应从三个方向着手：“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材料的整理与解释。”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对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范式的现代转型，产生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也有需要反思之处。首先，从文化立场上看，“整理国故”运动的发起者多是西化论者，“整理国故”非是为了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积极价值，将其作为“再造文明”的有益资源，而是为了揭露传统文化的糟粕，以达到其反传统的目的。胡适说：“我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Pasteur)发现的种种病菌”，整理国故的目的即在于“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这种文化态度足以消解国人的文化自信。其次，从研究方法上看，胡适所谓的科学方法并没有脱离传统汉学的训诂学、校勘学、考据学的窠臼。这些工作固然是研究传统文化之必需，但由于缺乏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对许多历史文化现象无法予以合理的解释。对此，胡适的弟子唐德刚批评说：“搞‘整理国故’ 的人，多少要有一点现代社会科学、比较史学、比较文学、比较哲学等等方面的训练，各搞一专科。否则只是抱着部十三经和诸子百家‘互校’，那你就一辈子跳不出‘乾嘉学派’的老框框。”
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整体上超越了 “整理国故”运动。唯物史观既是一种社会科学方法论，也是研究传统文化的科学方法论。从唯物史观出发，文化是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它以此为生存与发展的土壤，并因其变化而发生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始终将文化与其所依存的现实生活世界联系在一起来考察，所以它可以充分吸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以深入而准确地认识历史文化现象。在学术史上，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加之以扎实的材料搜集整理工夫，曾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创获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在新时代，我们应继续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加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整理与研究。
二、以历史的态度分析传统文化
以历史的态度分析传统文化，就是要辩证地对待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并不是首尾一贯的整体，而是包含着各种文化元素，因此难免鱼目混珠、良莠不齐。习近平同志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我们既要避免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充分肯定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积极作用;也要避免盲目尊古崇古的唯古主义态度，以免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沉渣再起。以历史的态度分析传统文化，就是要具体地评价传统文化。历史唯物主义既是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科学方法论，也是评价传统文化的价值尺度。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所有的文化现象是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它以此为生存与发展的土壤，并因其变化而发生变化。因此，对于传统文化中的不同文化元素，要把它们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予以具体的分析，从而分判那些曾在历史中发生过积极作用、但如今已完全失去其价值的元素，以及那些具体内容已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被抛弃、但其理念可以通过赋予新的内涵而仍能再焕光辉的元素。以历史的态度分析传统文化，就是要古为今用地简择传统文化。习近平同志指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此，简择、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即在于是否符合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是否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求，是否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资源。
以“孝道”为例。“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之一，中华民族对于孝道的弘扬，乃是出于一种自然的情感，孔子所追求的“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论语·公冶长》)，孟子所言的“君子有三乐”中居于首位的“父母俱在，兄弟无故”(《孟子·尽心上》)，至今仍能引发人们深层的情感共鸣。但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孝道失去了“父父子子”这种父子相对待的关系前提，而变成一种绝对的道德律令，于是产生出许多非理性的、悖于常情的内容，如“二十四孝”所宣扬的“郭巨埋儿”等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宗族家庭制度的崩塌，传统的孝道也遭受广泛质疑。尽管如此，孝道至今仍有其情感基础与社会价值。但在弘扬孝道时，要将其本质与历史中“伦理异化”的内容区分开来，使其既能够与现代社会对于平等人格的追求相兼容，又适应现代社会结构与家庭结构的特征，从而在和睦家庭、安定社会、培养良好的个人品格与社会风气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以实践的态度推动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的融合
推动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的融合，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品格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一种现实的品格。习近平同志指出：“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在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着许多重大问题，如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人与自然关系的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积极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元素，将其成为改造现实生活的精神力量与思想资源，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推动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的融合，是传统文化延续与发展的内在要求。传统与现实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处于辩证统一的关系中。一方面，现实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是从过去走向未来的一个环节。因此，传统文化并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存在于现代思想文化中的活的要素。宣传与弘扬传统文化，就是要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使其更好地为现实生活服务。另一方面，“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 卫灵公》)，传统文化不能自行延续与发展，它是通过代代传薪者与文化传统的对话解决自身所处的现实困境，而得以充实与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像某些人所以为的那样，是一成不变、封闭保守的思想体系，而是蕴含着多元的思想因素，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呈现出多样化的文化风貌。推动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的融合，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现实要求。我们现在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这需要我们更加坚定自己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自信心，充分发扬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为实现伟大目标而不懈奋斗。因此，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使我国人民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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