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历史题材电视剧形成了历史正剧与戏说历史剧两种细分类型。近十年以来，以历史人物作为主人公的古装剧(尤其是古代传奇剧和宫斗剧)的发展不断冲击着历史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历史题材电视剧形成了历史正剧与戏说历史剧两种细分类型。近十年以来，以历史人物作为主人公的古装剧(尤其是古代传奇剧和宫斗剧)的发展不断冲击着历史题材电视剧的类型边界，但始终因偏重古装外壳、忽视历史表达而无法纳入历史题材的范畴之内：《思美人》《武神赵子龙》等古装偶像剧只见“言情”不见“历史”，《甄嬛传》《延禧攻略》等宫斗剧则只见“宫斗”不见“历史”。反而是不以历史人物作噱头，以“虚构历史”的方式接近“历史真实”的《琅琊榜》和《天盛长歌》打破了观众对架空历史的固有印象，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2019年7月，“半架空历史”的《长安十二时辰》热播，凭借其对长安城一天之内人、事、物的纤毫毕现吸引了大量观众，大唐风貌下的民间百态、家国情怀的细腻表达再一次刷新了观众对历史题材作品的认知。《长安十二时辰》讲述了唐朝天宝三年上元节前夕，狼卫入侵长安城，伙同头目龙波密织“阙勒霍多”阴谋巨网，陷圣人及长安百姓于劫难之中，死囚张小敬临危受命，与靖安司司丞李必在十二时辰内携手拯救长安的故事。
一、戏剧情境的营造
“情境是指电视剧中戏剧冲突双方共处的特定的情况、环境和关系等，它是使矛盾对立双方立即行动起来，爆发尖锐和激烈冲突的特殊条件。”①《长安十二时辰》将故事时空设定在天保三载上元节前夕的长安城，此时的真实历史环境是：杨玉环入宫，安禄山成范阳节度使，大唐不复“开元盛世”，朝廷内忧外患;戏剧情境是：狼卫潜入长安，威胁安防，圣人命太子成立靖安司查办狼卫，李必启用死囚张小敬。与此同时，圣人欲将皇权交付右相林九郎，常居骊山温泉宫，由此引发了以何执正、李必为代表的太子党的极力反对。开场从长安城繁华图景的展现到“花灯失火”，从旅贲军的一句“十拿九稳，万无一失”到之后靖安司暗桩崔六郎的死亡，无一不在暗示看似平静的长安城正面临着危机。伴随着接替崔六郎的死囚张小敬登场，负责城内贼事策防、汇集了“一台九寺”档案的“浓缩版长安”——靖安司，一开场就营造出了国家和民族视野下剑拔弩张、生死攸关的戏剧情境，为冲突的架构、发展和高潮提供了充足的叙事空间。除了特定的情况和环境之外，戏剧情境还包含特定的人物关系，而设置独特的人物关系是体现人与人之间冲突的重要手段之一。《长安十二时辰》中张小敬和萧规(龙波)都是烽燧堡苦战后第八团的幸存者，“为第八团而活”是他们相同的情感诉求，但张小敬想为了第八团救长安，萧规(龙波)想为了第八团毁掉长安，在张小敬假意顺从萧规、争取转圜余地之际，萧规内心的信与不信体现在一句意味深长的呐喊：“他是我过命的兄弟!”这是由独特的人物关系所营造出来的可以直接引发冲突的戏剧情境。在萧规和张小敬的人物关系中，第八团闻队独女闻染的参与起到了使冲突更加尖锐的作用，她一心爱慕张小敬，想救他离开长安，但方式却是追随萧规毁掉长安，张小敬和萧规都将第八团的念想寄托在闻染身上，闻染因此成为两人冲突形成的内因与发展动力的承载者，她的一举一动都可直接促使冲突的爆发。从这里可见《长安十二时辰》人物关系设置的巧妙，但结局闻染的死设计得比较草率，没有直接影响萧规和张小敬这组人物关系、引发两个人的正面冲突，使得原本尖锐的戏剧情境被消解了。
二、冲突设置与人物塑造
在既定的戏剧情境中，人物所处的情况、环境和关系成为人物戏剧动作的来源和依据，戏剧动作能“使冲突及其发展进程具体、直观地体现出来”，冲突又能“使人物的动作具有明确的目的、集中统一、不断发展”。②“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性具有社会性、阶级性和人民性。”③《戏说乾隆》《铁齿铜牙纪晓岚》《还珠格格》等早期戏说历史剧尝试将历史人物现代化，忽略了特定历史环境中“真实的人的历史性内涵”，作品空有生动情节但缺乏历史精神中的人性表达。《琅琊榜》《天盛长歌》《长安十二时辰》以尊重历史真实的戏剧情境和戏剧动作进行戏剧冲突设置，较为准确地塑造出了特定历史背景下各类历史人物的精神风貌和人格特质，充分地展现出了人性的多个侧面。《长安十二时辰》直接将叙事视角放在烟火气十足的长安城内，充分利用人物的群体性和复杂性作为天然的戏剧冲突源，细致刻画了多样化、复杂化的各阶层人物，展现出了以人为本的历史观。《长安十二时辰》以刻画市井小人物见长，剧中几个配角人物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是因为在他们短暂的出场时间里，创作者以冲突行动准确地揭示了他们的人格本质。狼卫曹破延杀死救他性命的焦遂，一出场便是一个生性多疑、杀人不眨眼的恐怖分子形象，剃头师傅的一句无心之言令他杀心再起，但当他看到和自己女儿差不多大的季姜时，却瞬间显露出内心柔软的一面，收起了手中用来杀人的剃刀;在“只能活着出去一个”的情境下，张小敬让本来对丁瞳儿情意深重的书生秦征开门看了一眼太阳，紧接着动手关门，秦征立刻挡住了门，仅这一组动作，两人的海誓山盟瞬间瓦解，丁瞳儿的眼神由坚信转为绝望。这两组戏剧动作的设计分别体现了“让坏角色流露悲悯，让好角色暴露邪心”的冲突设置手法。剧中也有动作设计比较失败的小人物，比如“复仇者”何孚，装痴扮傻隐忍十多年，雇佣蚍蜉刺杀右相，却在与龙波的谈判中因急于求成、以金钱羞辱龙波而被挖去双眼，反被龙波利用，这种动作设计缺乏人物的行为逻辑支撑，属于“为了冲突而冲突”。另一个刻画比较失败的是全剧最大的“悬念”人物——“阙勒霍多”阴谋的策划者徐宾，他对大唐的弊病有着真知灼见，为了让录入吏们及时更新百姓资料，让统治阶层准确、及时了解到黎民疾苦，倾尽所有钻研大案牍术和竹浆造纸法，但这样的人物竟然是引龙波入城、陷长安百姓和圣人于巨大劫难之中的幕后主使，目的只是为了让圣人看到自己的才能。即使徐宾心思极度缜密，整个计划万无一失，并且把营救张小敬也算进了计划之内，但在整部剧的冲突高潮处揭示他歇斯底里的一面，容易将这个人物“恐怖化”，观众只能记住这一瞬间他显露出的极端、病态的人格本质。“人物性格的高度和深度也要借冲突来衡量。”④冲突设置关系到主人公人格的升华与揭示、人物身上的历史精神。《琅琊榜》中梅长苏将余生耗尽只为“情义”与天下昌明，《天盛长歌》中宁弈与凤知微从一开始为亲情、恩情、爱情到放弃一己私情的追寻，转而为更多人的“活”，内心冲突伴随着人格的升华经历了由小我到大我的转变。《长安十二时辰》颠覆以往忠奸善恶的二元对立方式，主人公长安万年县不良帅张小敬以狠辣毒绝闻名，坊间称其为“五尊阎罗”，这样一个怒杀三十四人、被定为“十恶不赦”罪的死囚很难让人觉得他是“好人”，但在之后的每一次行动和选择中，张小敬的人格魅力逐渐得到了充分展现。首先是“死囚获得一日自由”的情境下，张小敬没有选择逃跑，而是尽全力查案，凭借出色的侦察能力、广阔的人脉，与狼卫殊死搏斗。张小敬明知道坏了不良人的规矩便会陷自己于危险之中，但为了救长安更多百姓仍拼死向前，在暗桩小乙因自己而死后自断小指，只为保小乙全尸。作为朝廷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张小敬仍能将烽燧堡苦战的梦魇化作保护亲人的动力，在每一次“想活”和“不退”之间都选择了后者。张小敬和龙波之间的对抗源于相同的经历和相异的人格特质，龙波相信的是“蚍蜉撼树”，为了个人意气可以改变世界，不惜和理想同归于尽;张小敬选择的是忍辱负重，为亲人和心愿而活。“因为引起冲突的动作破坏了一个对立面，它在这矛盾中也就引起被它袭击的那个和它对立的力量来和它抗衡，因此动作与反动作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⑤《长安十二时辰》到了故事结尾，本来完整的人物设定正是由于冲突动作和反动作线索的弱化变得不具说服力。原本对立的两个人物，张小敬身上“狠辣毒绝、五尊阎罗”的特质消失不见，只剩下被动与犹豫，龙波“阙勒霍多”的计划虎头蛇尾，最终选择了自杀，结局的戏剧性效果远没有开头几集强。
三、结语
从早期戏说历史剧忽视历史真实、人物脸谱化、情节简单化的弊端衍生而来，部分古装剧、宫斗剧为了吸引观众眼球，省略大量情节铺垫，以夸大的外在冲突和简单矛盾主导人物、主导情节，剧情缺乏合情合理的人物动机、行动线索，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作品的戏剧性与思想性。《长安十二时辰》的导演曹盾提到，“我觉得这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历史题材作品，我们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来编织故事，尽量做到有迹可循。”不同于以往《武则天》《唐明皇》《贞观之治》等唐代历史题材电视剧动辄几十年的叙事时间跨度和以整个大唐疆域为背景的叙事空间，《长安十二时辰》以半架空的历史想象切入和聚焦长安城的一天，展现出更丰富的人物形象和更集中的戏剧冲突。与此同时，《长安十二时辰》因其叙事时空的高度限制，加上糅合了动作、悬疑、探案、历史等多种类型元素，“生死时速”视听下的悬疑风格与故事内容的历史表达存在脱节问题，导致后半段部分悬念无所依托，悬疑感不强。再加上主要冲突的发展到高潮阶段杂乱无章，人物行动的内在动力逐渐虚浮于口号，最终导致结尾高潮的情节铺垫不足，戏剧性效果大大削弱，为之后的历史题材创作提供了一定的经验教训。
参考文献：
[1]谭霈生.论戏剧性，北京大学出版社.
[2]秦俊香.电视剧的戏剧冲突艺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3][德]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
[4]王昕.马克思主义美学观与电视历史剧创作[J].中国电视，2010(03):38-44.
《历史剧戏剧情境与戏剧的冲突》来源：《戏剧之家》，作者：魏红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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