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宋代文化的繁荣主要是对前代文化遗产的传承,也是开明文化的延续,宋代北方移民主要发生在靖康之乱以后的南宋时期,迁移到南方的人口数量较大,对南宋的民俗文化也有深刻的影
宋代文化的繁荣主要是对前代文化遗产的传承,也是开明文化的延续,宋代北方移民主要发生在靖康之乱以后的南宋时期,迁移到南方的人口数量较大,对南宋的民俗文化也有深刻的影响,出现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思念家乡的民俗文化,北宋移民的南迁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南北民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关键词:北宋移民,南宋民俗,文化交融
正所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文化不是一潭死水。要想创造出鲜活灵动的文化,只有动态的文化交流才能给文化自身的发展带来活力。宋代文化繁荣发展离不开文化之间的交流,靖康之乱以后的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使得文化随之迁移。南北文化(后期包括金、蒙古统治地区的非汉族文化)也在不断地交流与碰撞之中,逐步走向融合,北方人口的南迁对南北文化的交融与南方文化发展的作用功不可没。
一、北宋移民与南宋民俗文化
关于“北方移民”问题,《中国移民史》中对“移民”做如下定义:“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留了一定时间的移动人口。”[1]迁入南方的北方人口只有在“一定数量”“在迁入地居留了一定时间”的前提下才能对南方文化,尤其是民俗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才能初步对南北文化交流与融合做出一定贡献,所以这一概念对本文来讲是十分贴切的。文中的北方移民,即指从北方地区迁出的,具有一定数量的,在南方地区居住了较长时间的人群。另外,在北方移民南迁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宋金对峙时期,作为前线的淮南地区的部分民众为躲避战争灾祸,也发生了迁往江南等南方地区的现象,理论上这也应算作移民的一部分。通过讨论北人南渡给南方带来的北方文化特色,从中探讨南北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问题。
这部分移民在迁移之前就居住在秦岭淮河线以南的地区,迁入相距不远的江南地区,二地的文化在细节上虽存在一定差异,但同属于南方文化的大范畴之内,并不带有明显的北方文化特色。关于民俗文化方面,钟敬文先生提出民俗文化的概念:“简要地说,是世间广泛流传的各种习俗风尚的总称……民俗文化的范围,大体上包括存在于民间的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等各种社会习惯、风尚事物。”[2]他总结了民俗文化四个方面的内容,这些方面无疑都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物质文化方面主要包括岁时节日习俗、衣食住行、娱乐游艺习俗和婚嫁习俗等。
另外,南北文化主要指靖康以后,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学术界对于南宋文化史研究的重点多停留在所谓的上层文化之中,如学术、思想、教育、宗教等方面,对于有关社会风俗、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研究并不多,特别是其中有价值的研究较之前者明显不足。其中民俗文化作为民俗学和文化学的交叉学科,一般将其放于文化史叙述的结尾一笔带过。而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论述南北文化交融,尤其是民俗文化变化发展问题的研究较少。在全面搜集和分析史料的基础上,如果以南方民俗文化的变化和发展为视角,对靖康之乱以后,北方移民的南迁和其对南北文化交融的影响问题做出力所能及的探讨,对于更加深刻地认识北方移民的影响和宋代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二、涉及古代史料概况
在古代史料方面涉及历史地理和民俗文化的内容,因此这两方面的史料都应包含在内。从总体上看,宋代的史料可谓浩如烟海,无论是正史、小说文集或碑刻资料都是极为丰富。在历史地理方面,正史类史料如《宋史》《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文献通考》等,比较集中地记载了有关宋室南渡和移民情况。
另外,地理类书如《舆地广记》《舆地纪胜》等也有记载,各地方志特别是现存宋代方志,成书年代多为南宋时期,也为研究区域内的北方移民提供了重要资料。宋代的笔记小说和诗词文集,虽然也有记载,但比较零散或所记移民规模较小,局限于一家一姓之迁移。所以在移民方面,最主要的还应依据正史和地理类书籍的记载。关于民俗文化,中国古代的正史一般不将其作为记述的重点,宋代正史中只有较为零星的记载。
另外,宋代出现了大量的笔记小说和诗词文集,对正史在这方面的缺陷予以弥补。专门记载风土民情的笔记小说就有很多,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对东京社会各阶层、生活各方面的记载较为全面,吴自牧《梦梁录》、周密《武林旧事》对南宋临安的记载,《岁时广记》等笔记的叙述都十分详尽、生动。另外,庄绰的《鸡肋编》,耐得翁的《都城纪胜》等笔记和宋代文人对社会生活有感而发所做的大量文集、诗词,也为研究宋代市民的社会生活、风俗民情提供了大量的资料。这些笔记的记载虽然相对较为零散,但因宋代笔记小说的总量较大,其所记载民俗文化的总量也相应较大,是研究宋代社会民俗文化不可或缺的史料。
三、近代研究现状综述
这一课题包括到移民与民俗文化两个方面的内容,除历史学的基本内容外,还涉及历史地理学和民俗文化学两个学科。首先,就宋代北方移民而言,在历史地理学的范畴内研究宋代移民问题上,张家驹先生可以说是最早的拓荒者之一,最主要的著作《两宋经济重心的南迁》涉及北方人口南迁的问题。此书主要对宋代经济重心南移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论述,其第二章《政治重心移动对南方社会的影响》中,将人口迁移作为经济重心南移的背景略作介绍。
书中将北人南迁分为三个阶段,即靖康南渡之役、金完颜亮南侵之役和蒙古南下之役,以第一阶段规模最大,并对人口南流的地区和各阶层略作说明。最后简要论述北方风俗遂移民的南传,表现在语言、社会生活方式、娱乐事业等方面,并指出“北方风俗的南传引起南方上层社会生活的变化,促进南北风俗见有了新的融合。”[3]此书将两宋经济重心的南迁作为论述重点,故只将北方人口的南迁作为经济重心南迁的原因之一来阐述,所占篇幅不多,论述较少,不免有所遗漏。
吴松弟先生的《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的变迁》一书较为详尽地对宋代北方移民展开论述,成为后人研究宋代北方移民的基础。书中详细阐明了靖康以后,北方人民的南迁过程、迁入地分布、迁出数量和路线等南迁概况。该书充分运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将靖康之乱以后的北人南迁分为七个阶段,其中靖康之乱到绍兴议和的十五年间是南迁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一次;各迁入地的移民数量并不均衡,其中以江南最多,江西、两湖、淮南、四川等地次之,两广、岭南最少。并以路府为单位对迁入移民的区域分布做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移民与南宋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做了一定的论述。其中不仅提及大量北方移民对南宋政治经济带来的积极影响,同时也指出了移民中的流民对南宋政权稳定的负面作用。但是书中对南迁移民与南宋文化,尤其是社会风尚(民俗文化)的论述着墨甚少,不免让人有意犹未尽之感。
上书刊印后,吴松弟先生又发表《宋代靖康乱后江南地区的北方移民》和《南宋移民与临安文化》两篇文章。将南宋时期的移民分为两宋之际迁入的北方移民、南宋绍兴末以来北方新迁入的移民和南方籍移民三阶段,分别概述其对临安文化的影响。本文不同于其著作的创新之处是,作者对迁入临安的南方籍移民及其对临安文化影响的重视。另外,葛剑雄先生主编的《中国移民史》第四卷辽宋金元部分亦为吴松弟先生所做,对宋代北方移民的论述与其专著类似。范玉春先生的《移民与中国文化》一书,也涉及宋代移民的过程,并对移民与中国文化的时代性演进和地域性展开做出研究。
《靖康之变与开封人口的南迁》等文,也对靖康以后北人南迁及影响方面进行了大致的梳理和说明。由此可以看出,前人在宋代尤其是靖康之乱后的北人南迁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尤以张家驹先生和吴松弟先生的研究最为显著。他们划分了靖康之乱后,北方移民南迁的阶段和过程,讨论了移民的分布区域,并研究了北方移民对于南宋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但通过观察可以发现,学术界侧重于北方移民对南宋、南方社会政治经济影响的研究,对南宋文化,尤其是南方民俗文化和南北文化融合的研究或一笔带过,略显薄弱。其次,就宋代文化和民俗研究的范畴而言,学术界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关于宋代文化史、社会史的著作中,一般将民俗归置于社会风尚之下进行较为宏观的概述。杨渭生老师的《宋代文化新观察》《两宋文化史研究》,朱瑞熙先生的《宋代社会研究》《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和姚瀛艇主编的《宋代文化史》等书,对整个宋代的衣食住行、风俗民情等民俗文化在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层面上做了整体的概述。程民生先生的《宋代地域文化》一书,突破了以时间为线论述文化的传统模式,从空间地域论述文化的不同发展形态。将“时间与空间相结合,趋同性与多样性相结合,共性与个性相结合,”[4]展示了多维的宋代文化形态。
在书中第一章即以各地风俗特点及影响为题,总结出北方质直忠厚、劲勇强健、勤劳节俭的特点,南方灵巧轻扬、柔弱、奢侈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南北风俗的差异。此书以地域文化为视角进行研究颇有见地,但书中较为笼统地将地域分为南方和北方的差异之上,对各自内部并没有作进一步详细的划分,并且对于婚丧嫁娶习俗、节日习俗等具体方面也未有更深地研究。在民俗学领域,钟敬文先生主编的《中国民俗史》可谓中国历史民俗学的奠基之作。
其中由恩师游彪先生等撰写的宋辽金元卷,系统全面地阐述了有关宋辽金元的历史民俗,尤以宋元民俗为重。该书从整体上把握宋代民俗,提出有关宋代民俗的极大特点。如以寒食、端午为例,指出“赵宋王朝统治范围内,各地区民俗存在很大的差异。……区域性是两宋时期民俗的又一重要特征……并且,宋代民俗并非只是单纯地继承前代,而是不断地加以发展和创新,形成具有浓郁时代特征的民俗现象。”[5]
除此之外,由于宋辽金时期的民族融合,宋代的民俗又呈现出强烈的多元化特征,是相当复杂而多姿多彩的。另外,从民俗的某个层面进行研究的学者和著作也大为可观。对宋代岁时节日习俗的研究。周宝珠先生的《宋代东京研究》一书,按时间顺序介绍了北宋东京传统的民间节日活动。朱瑞熙先生《宋代的节日》一文,是较早的对宋代节日展开论述的重要专题论文之一。文中将宋代的节日分为帝后圣节、官定的重要节日、季节性和节气性的节日及宗教迷信性节日四类,为后人研究宋代节日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由于该文成文时间较早,对宋代节日的概述是宏观的、宽泛的,只对节日做了一定程度的分类,对于宋代节日习俗的变化等方面尚未涉及。刘春迎的《北宋东京三大节日及其习俗》《北宋东京重阳节习俗》,介绍了北宋东京的春节、冬至、寒食三大节日及其节日习俗,并提到“临安的都市文化曾深深地受到东京的影响,尤其表现在节日习俗方面。”[6]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的节日风尚》,熊海英的《中秋节及其节俗内涵在唐宋时期的兴起与流变》等文章,以地区节日习俗或某个节日为中心,讨论了宋代民俗文化的某一侧面。另外,近来的硕博论文也对宋代节日文化作了相应的探索,如《宋代官定节日研究》《北宋东京节日研究》等。
四、结语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目前学术界对于宋代北方移民与民俗文化的在历史地理和文化史、历史民俗学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这几类学科的交叉点上的研究略显不足。有些研究虽然涉及一些北方移民对南宋南方文化、民俗的影响,但并未将其作为重点。对宋代民俗节日的研究虽然也看到了南宋北方移民对南方民俗文化的影响,但大都一笔带过,并不深入。而事实上,宋代尤其是靖康之乱以后的北方南迁,对南方文化和南、北文化融合都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葛剑雄.中国移民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10.
[2]钟敬文.民俗文化学发凡[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53.
[3]张家驹.张家驹史学文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46.
[4]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3.
[5]钟敬文.中国民俗史•宋辽金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5.
[6]刘春迎,吴爱琴.北宋东京重阳节习俗[J].中州古今,1994(3).
推荐期刊:《文史杂志》积极评介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以及优秀文化遗产;向群众进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普及宣传,进行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启发教育,包含文学,历史,艺术三个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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