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关于电子文化(electronic culture)，目前有两种理解，其一是带电的文化，电子是作为电量最小单元的基本粒子;其二是数字文化或网络文化。本文使用广义的电子文化，其媒介形式包括电报
关于电子文化(electronic culture)，目前有两种理解，其一是带电的文化，“电子”是作为电量最小单元的基本粒子;其二是数字文化或网络文化。本文使用广义的“电子文化”，其媒介形式包括电报、电话、电影、广播、电视、通信卫星、计算机、互联网、手机，等等。在大众媒介的发展历程中，电子媒介的快速扩张爆发出颠覆性力量。电影、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以其技术优势，给大众带来新的娱乐方式与文化快感。而电影故事片、广播文艺节目、电视剧、网络游戏将技术与艺术统一起来，声音、画面、色彩的有机融合以及视听艺术的数字化进程，不仅丰富了电子媒介的艺术表现手段，而且不断给印刷媒介和语言艺术带来巨大挑战。面对电子艺术的围逼之势，语言艺术通过自我调整来适应新的媒体环境。值得注意的是，语言艺术正在向视听艺术靠拢，一方面，一部分作家通过借鉴、吸收视听艺术的叙事方式和审美元素，拓展文学的艺术空间，探索文学创造的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更多的作家以追逐新潮的姿态，关注热点题材，对叙事作品的创作采取脚本化的策略，在语言运用上表现出明显的视听化倾向。电子媒介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们接触世界的方式。伴随着受众的阅读方式的变化，作家的写作方式和语言风格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异。从语言本身来看，电子文化以其强大的渗透性，给文学作品的词汇、修辞、语篇、语体都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从更为宏阔的方面来看，电子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语言背后的感知方式与思维方式，导致语言思维的弱化与视听思维的强化。
文学语言的视听化
文学语言视听化的重要特征是运用视觉语言和听觉语言同步呈现信息和情感，使得接受者有一种置身其中的在场感。与此相伴的是审美趣味的纪实化，题材贴近民众的真实生活，记录现实进程的不同侧面，语言具有鲜明的日常语言的特征，鲜活而粗粝，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原汁原味，也显得散漫而絮叨。
20世纪80年代出品的电影故事片与电视连续剧，绝大多数为文学影视，但当时文学创作和影视创作各走各的路，制片机构和导演从已经发表或出版的作品中挑选改编对象，作家尤其是小说家遵循语言艺术的法则构思情节、琢磨语言。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作家在写小说时，主动向剧本的叙事规则靠拢。不少作家将主要精力用于码剧本，将文学创作当成副业，或者干脆像王海鸰、海岩等人，先写剧本，再把剧本改编成小说。
刘恒的《伏羲伏羲》《黑的雪》《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小说都被改编成影视。他担任了电视连续剧《少年天子》的总导演，还担任了《秋菊打官司》《集结号》《金陵十三钗》等电影的编剧。以其作品《白涡》中的一段文字为例：太阳没有了，天空还留着阳光。周兆路把面包纸扔进果皮箱后，一抬眼便看见了那个人。一身淡绿色的束腰连衣裙。一双雪白的高跟皮凉鞋。同样白的不及一本书大的小挎包。一小片黑浪头似的卷发。两条亭亭玉立的长腿。她准时来到了。这段文字有很强的画面感，可以与镜头语言无缝对接，由远景、中近景、特写镜头拼接而成。作家运用镜头化语言，对人物的肖像、表情和服饰等具象性场景进行镜头式的记录，通过缤纷的颜色搭配、强烈的动静对比，营造出动态的、多层次的空间视觉效果。作者善于捕捉典型细节，使现场历历在目。在“一身淡绿色的束腰连衣裙”之后，连续五条偏正结构的短语独立成句，这在书面表达中颇为少见。严格来说，这些句子成分残缺，不符合语法规范。与文字规则不同的是，在影视的图像叙述中，连续的特写镜头的组接是常用手法，通过突出细节和局部，营造强烈的视觉效果。而且，这段文字表面上没有添加声音元素，却此时无声胜有声，华乃倩赴约时的精心装扮就是无声的音效，而“她准时来到了”颇有画外音的意味。作家寥寥数笔，勾勒出私会的周兆路与华乃倩的焦灼状态，达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戏剧效果。
刘震云的小说《手机》讲述的是一个书面语言从日常生活中淡出的故事。在手机、网络等新技术的推动之下，俏皮机智的流行口语、鲜活生动的方言语汇迅速膨胀，抢占了书面语言的固有地盘。从书信到手机，人们远程交流的语言从规范、精炼变得随意、杂乱。大学教授费墨平时说话文白相间，其讨巧之处在于善于将书面知识戏谑化。日常语言与时俱进，书面语言停滞不变，书面语言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这正是书面语言处境尴尬的根源所在。因此，《手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听觉喜剧和话语魔术。
语言艺术在展示动态图像、构建场景感方面，与影视难以匹敌。视听化的文学语言生动、直观，但为了强化语言的视听效果，难免牺牲文学语言的多样性与表现力，譬如文学语言对内心世界的挖掘，譬如对看不见的世界和未知时空的探索。这导致诗意和哲思都容易被镜头化的语言所滤除。尤其是那些贴着“文学”标签的影视脚本，其语言、文体都失去了独立性，仅仅充当镜头叙述的注释和说明，写作者的自我和想象都被捆住了手脚。语言艺术在抒情、议论以及繁复而精微的叙事上，都有其无可替代的魅力。当戏剧冲突成为火车头，牵引故事、情节和对白向前奔突，人物的重要性下降了，因为他们都只是隐藏在车厢里的乘客，起点和终点都已确定，他们无法选择自己的性格与命运。他们的面孔在受众的视野中快速闪过，内心与灵魂隐没在暗影之中。而且，剧本化写作过分强调技术和套路，使得作品同质化现象较为突出，缺乏艺术的原创性。
网络语境下文学的语体变异
语境是语言使用与传播的环境，而语体则是语言特定的功能，是语言在具体语境的使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从文言到白话的语体变异是一次关键的转变，而互联网背景下电子语体的勃兴，也将有力地改变文学语言的格局。互联网的扩张推动了新一轮的信息革命，这激发了不少写作者投身于非序列性的超文本写作的热情，催生了中国的网络文学及其相关的产业链条。互联网加速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推动了不同社会领域的信息共享和不同学科的知识融通，也带来了文学创作，尤其是网络文学写作的语体混融。在穿越小说、架空小说、玄幻小说、修真小说、职场小说、官场小说、盗墓小说、言情小说、科幻小说、恐怖小说等网络类型小说中，口语与书面语、白话与文言、公文事务语体与日常应用语体、科技语体与文艺语体、商业语体与新闻语体等千差万别的语体奇妙地混合生长，语体之间的界限被轻松地跨越。
网络文学的语言是一种以书面形式表达的视觉化的、电子化的口语。网络文学对文体类型的区分与定位，不同语篇对叙事、抒情或说理的侧重，都使得其语言保留了书面语体的部分特征。书面文化偏好沉思默想，使得印刷时代的文学语言有较强的思辨色彩和内省化的特征。书面化的文学语言具有内在的开展性和独白性，基本上以写作者自我为中心，是独自进行的语言活动，要求用规范的词句、正确的语法和连贯的逻辑，往往经过字斟句酌、反复推敲，讲究修辞，表意严密、精准和细致。与此不同，网络文学语言对即时性、陌生化效果和表达自由度的追求，使得其语体具有突出的电子口语的特征。对话语言脱离具体情境后往往难以理解，像网络类型小说中的玄幻小说、修真小说、穿越小说、架空小说都掺杂了一些类似于行话、切口的语言成分，对于不熟悉其表达习惯的读者而言简直就是满头雾水。
网络文学语体与传统文学语体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这表现为语音、词义、词汇、语法、篇章都偏离了常规的语言特征，词汇上表现出文白夹杂、土洋结合、雅俗并存的特征。文学作品中的语体关系丰富而复杂，被海量信息所包围的网络文学如同膨胀的海绵，相互渗透的语体如同纵横交错的迷宫。网络语体开放性地接纳不同功能、形式、时空的语体，口语语体与书面语体的混用是其语篇构成的常态。当一个语篇存在两种乃至多种语体，语体之间就形成一种互文关系，语体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处于次要地位的语体穿插、嵌入主要语体之中。在大多数网络文学的语篇中，并存的语体缺乏有机的融合，大多呈现为犬牙交错、相互游离的板块状态。而电子文化的繁荣，也使得长篇小说，尤其是网络长篇小说的语言变得更加驳杂。
杂语共生是网络文学语体突出的特征。以网络科幻小说为例，《狩魔手记》《异常生物见闻录》《叛逃者》除了科技语体和文艺语体，往往掺杂了其他语体，“科幻” 只是娱乐的外衣。言情类的中文网络小说往往会大量移植流行语体，尤其是流行歌词、诗行、网络段子和网络新词等。网络文学的语体杂糅，异质语体往往是机械地拼贴在一起，缺乏必要的融合。小白文的流行是近年网络文学语言发展的新趋势。小白文的基本特点是语言通俗易懂，情节简单流畅，内涵浅显平实。小白文的追捧者认为它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质疑者认为它文字臃肿，口水泛滥，思想肤浅，情节有严重的套路化倾向。唐家三少、我吃西红柿、天蚕土豆等“网络大神”的文字都有明显的小白文特征。
近20年网络文学的快速发展，总体上走的是重量轻质的路线，过度强调商业性与娱乐性。大多数网络文学写手选择的是依附性发展模式，利用新的媒介技术、文化资本和流行审美资源带来的机会，借船出海。他们喜欢堆砌新词，模仿流行的腔调，作品的语言粗糙，猎奇却缺乏个性。网络文学要真正生成独立的艺术价值，实现艺术质量的提升，不仅其价值取向、文体策略、审美风格都应该有独特之处，而且作为以文字为介质的艺术类型，其语言也不能随波逐流。网络文学的语言有很强的包容性，不同形式的流行元素都浓缩成特定的词汇，注入网络文学语言的汪洋大海。问题在于网络文学语言贪多不化，而且一味求新求奇，随用随弃，缺乏必要的沉潜涵泳，没有建立一种相对稳定的语言扩展机制。很多新词都是昙花一现，不仅没有被吸收为一般词汇或特殊词汇，而且在语言自我调节的过程中，因其不合规范而被迅速淘汰。
软性规范与语言创新
随着电子文化的日益主流化，在文学语言的发展过程中，语图互渗乃大势所趋。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对文学语言进行纯粹的净化与生硬的规范，显然不具备可行性，而且会使文学语言与流动的现实脱节，使得文学语言失去活力。语言的发展如同流动的江河，不断有新的内容汇入。新词汇是标记不断涌现的新事物、新思想的符号，语言的封闭与停滞是文化缺乏活力的表现。应当重视的是，过度突破规范，甚至拆解语言规范会造成文学语言的荒芜。如果拆解了所有的规范，语言仅仅是个人表达的符号，语言就不再有交际功能，语言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
因此，在语言变化异常活跃的电子时代，文学写作者还是应该遵守基本的语言规范。首先，写作者无法脱离既有的语言系统，因为汉语背后的思维方式与文化传统是本土写作者的精神根基，切断这一根基无异于自断筋脉。其次，文学创作是写作者以语言为介质，与时代、社会的精神沟通，是心灵的交流和生命的对话。遵循语言规范是开展多元对话的前提，否则，只能是阻断交流通道。用火星文写成的天书只能是僵死的语言城堡。再次，合理的语言规范是平等的约束，为人们提供平等地获取知识、信息的权利和机会。当有价值的信息以公共性最强、覆盖范围最广的语言表达和传播时，可以让尽可能多的人群从中受益，语言规范是守护语言公共性的必要约束。
当然，维护文学语言的基本规范不能单纯依靠禁止、惩罚的刚性手段，这样不仅效果不佳，还可能适得其反。总体而言，首先，应该以柔性的宽容对待新词和新的语言现象，以开放的态度观察语言的变异，只要这些语词不触犯公序良俗，都可以任其自由生长。其次，以柔性规范进行舆论引导，语言的规范化与美感原则应该成为文学评价体系的关键指标。当文学语言的质量成为文学传播、文学评论、文学评奖的重要砝码时，这种导向能够激浊扬清，积极地推动语言的调整与净化。再次，语言的规范化应该对不同语言环境、不同群体的语言使用者有所区别，对不同交际领域和交际目的灵活处理，分层次进行动态化规范。语言规范不可能一成不变，规范的目的并不是限制乃至禁锢语言的发展，而是保障语言的有序发展，语言的创新不断推动规范的调整与革新，语言在与时代的互动中激发潜能，也使语言自身变得丰富而有趣。
语言既是历史丰厚的馈赠，又敏锐地感应时代转换与文化环境的变化。语言是社会历史演变的晴雨表，近年层出不穷的“热词”形象地折射出社会焦点与世道人心的变迁。文学语言不能墨守成规，否则就容易变成画地为牢、空洞无物的“八股语言”。在电子文化盛行的背景下，与语言相比，图像在制作和传播上具有更为明显的优势。面对语言的边缘化趋势，不少作家致力于语言的图像化实践，在语言实践中主动吸收图像符号的特性，增强语言的直观性和视觉性。必须指出的是，单向的图像化会导致图像的泛化，追求纯视觉性会窄化艺术的功能。因此，文学语言创新的基本原则是不能放弃语言的独立性，语言不能成为图像的附庸，语言应该与图像平等地开展互补的对话，挖掘自身的潜能，拓展自身的表现力。
文学语言创新绝不是贴标签式的新词表演和鹦鹉学舌的语言翻新，这些语言现象只是表浅的语言化妆术，不仅无法激活语言的内在活力，还容易制造语言杂质乃至语言垃圾。首先，真正的语言创新不是新旧语言的随意拼凑，而是新旧语言交替过程中的融合与共生。《红楼梦》流畅多姿的语言就是成功的典范。《红楼梦》发掘并提升了古典白话的美学意蕴，它以清代前期北京的口语为基础，夹杂了当地的土语和俗语，在白话中穿插着文言词汇，还吸收了下江官话和吴地方言的词汇，多样化的词汇水乳交融;作品中的人物对话更是惟妙惟肖，作者通过语言塑造人物的性格，以人物的性格决定其说话方式和命运走势。鲁迅、老舍、沈从文等中国现代文学巨匠的语言都有鲜明特色，作为背景语言的白话文中穿插着文言词汇、方言词汇和一些新术语，但并不突兀，而是水到渠成，各类词语都能用得其所。
其次，深入的语言创新不仅仅是细节的、局部的改进，而是语言观念的革新。语言创新并不局限于词汇、语法、修辞等层面，电子文化的冲击也在改变传统的语言观念。《尤利西斯》别开生面的语言就借鉴了电影、摄影、绘画的技法，乔伊斯借用现代派绘画的拼贴技法来刻画现代人精神世界的破碎与扭曲，将电影中的蒙太奇融入到语言之中，表现精神世界在多重时空挤压下的变形，人的意识流动呈现为脱离具体时空的无序与跳跃状态。对于被电子文化包围的写作者来说，乔伊斯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语言实践挖掘出了新的可能性，指明了一种探索的方向。
再次，综合的语言创新不是从语言到语言的游戏，而是提升语言境界的系统工程。字词、篇章的陌生化是语言创新的术，境界的提升才是语言创新的道。即使字字珠玑，那些观念陈腐、境界不高的篇章也难成大器。那些被视为一个时代的语言标本的文学作品，不仅语言自成一体，其作者能够从芜杂的新词旧章、雅言俗语中提炼出个性化的语言，而且在思想、文体、风格上卓有建树。只有真正具有经典性的作品，其语言创新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不断被后来者模仿，并激发新的语言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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